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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
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会见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指出：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坚持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这场斗争，也决不能因为进行这场斗争而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发生动摇。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根据《决定》的精神，5月31日，万里在中纪委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单位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开展起来。中纪委派出154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到年底，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16.4万多件，已结案8.6万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赃物(赃物折合成赃款)计3.2亿多元。
4月22日至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彭真受叶剑英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指出：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很不完善。在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1978年的宪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情况的需要，因此作了较大的修改。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会议还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有的52个部委再缩减为41个；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等10人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5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并公布了部分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名单。
5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发挥先进人物作用推动学赶先进活动的报告》。
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
5月6日、7日，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相继成立。薄一波分别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用经济组织替代行政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大突破。
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雷锋，义务劳动，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和提高。这些活动本身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
5月31日至6月5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赵紫阳提出了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一、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二、中日经济关系应该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从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三、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不受国际风浪的影响。
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克斯特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调查材料。刘庄大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重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二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开生产门路，冲破了单一经营的框框，经济发展很快，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
6月底,据统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左右。仅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善。
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体制改革问题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
7月10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加速制定一些新的法规，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彭真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要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廖承志在信中说：三年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涤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这封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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