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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为了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至1992年度，国务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粮食包干指标，按1990年度计划略加调整，继续执行两年。在此期间，全国粮食定购数量每年保持500亿公斤不变。通知要求改变平价粮食销售范围过宽、数量过大的情况，通过压销，逐步做到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数量大体平衡；从1991年度开始，平价食油销售只保城镇居民定量油和军供用油，其他各项用油改为议价供应或市场调节。
1月15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暨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和先进新闻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李瑞环在会议开幕式上说：中央殷切期望新闻战线的全体同志，坚定地贯彻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李瑞环强调：要进一步推进新闻改革，努力使新闻报道更加面向人民大众，为读者喜闻乐见，增强宣传效果。
1月15日至21日，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乔石在会上作题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政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报告，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齐抓共管，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乔石说：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必须坚持“严打”和综合治理的其它各项措施“两手抓”的方针，尽一切可能预防和减少犯罪。这是我们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泛依靠群众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为加强对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作为协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常设机构，乔石任主任。3月22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报道，介绍上年1月24日陈云同浙江省党政领导同志的谈话情况和内容。陈云对他所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做解释说：不唯上，并非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15个字中，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1月18日至2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径应是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并逐步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科技兴农是农业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兴农”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这件大事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农业投资比重来体现。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集体、农民四个积极性，组织吸引各方面的财力，努力增加农业投入。
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80%的国营企业如期完成第一轮承包合同。在1987年开始的国营企业第一轮承包期间，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多亿元，其中90%是实行承包的企业提供的。目前各地已进入第二轮承包。按“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改变了上一轮承包以上年或前几年平均数作为承包基数的做法，采用资金利用率计算法、效益平均法、基数滚动法等灵活多样的方式确定承包基数，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又利于搞活企业。为改变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新的承包合同书上都明确了以利润为主的效益指标，以技术改造为主的企业后劲指标，以提高企业素质为主的企业管理指标，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约束机制。针对经营者与职工的矛盾，健全了职工民主测评、分配公开和民主审议的制度，并达成经营者与职工代表大会互相监督互相激励的“双保合同”，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合力经营的“利益共同体”。还有一些城市开始进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的试点。
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阐述了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而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还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月30日，江泽民邀请各宗教团体领导人到中南海座谈。江泽民在座谈中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从宗教界来说，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会的原则，坚持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定会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江泽民提出，我们处理与宗教界朋友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
2月2日至6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巩固和扩大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
2月7日至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以促使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指出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发展轨道。为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2月25日至3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1990年初，江泽民曾经要求体制改革领导部门抓紧研究治理整顿期间以及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以后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问题。李鹏先后四次专门听取国家体改委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规划设想的汇报。此后，江泽民、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国家体改委的汇报，讨论“八五”和整个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指导方针。在经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座谈讨论、反复征求意见和总结12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这个文件提出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围绕这个总目标，提出了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企业制度，除少数非竞争性企业外，大部分企业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成为既有生机活力又规范自身行为的商品经营者和生产者；建立统一开放、平等竞争、规则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收费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他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放开，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建立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相结合、以间接调控为主，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调控、以中央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2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国家体改委提供的情况，1979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六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一、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城市集体经济和农村乡镇企业，适当发展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改变了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二、合理改革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三、在坚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控的前提下，改革价格管理体系与形成机制，逐步推广发展各类市场，初步发挥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四、在坚持中央政府必要的集中统一和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前提下，通过财政、金融、投资、计划等方面的改革，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进步。五、在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适当采用其它分配形式。六、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许多产品价格不合理；市场机制不健全；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形成。
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后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话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