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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拼八凑编教材
许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础教材，普遍都存在着“严重老化”的问题，目前使用的教材不仅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编写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编写的。一项对上海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将近63%的大学生对现有文科教材的陈旧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满。据目前在校的新闻系学生反映，他们使用的《新闻采访学》是1983年兰鸿文教授编写的，《文学理论》的蓝本还是上世纪60年代以群等编写的修订本，至于中国文学史的蓝本还是60年代游国恩等教授编写的。
不仅基础课教材如此，专业课也几乎大同小异。南方某著名大学一位学经济的学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上一门专业选修课，一位70多岁的老师走上讲台，摊开一本发黄的讲义，对同学们诚恳地说，这是我1985年写的讲义，这个学科发展很快，我们大家一起边学习边探讨吧。这位学生说第一次听课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来了10个人，第三次上课5个人都不到了。
近年来各种版本的教材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教授们还在使用旧教材呢？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间接抄袭旧教材的，有些教材虽然有了一层“学术前沿”和“最新学术动态”的包装，但实质内容上却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有的老师宁可使用旧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当作“靶子”批判的。
问题是，新教材雷同，旧教材又跟不上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最终受损害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水平，受贻害的是大学生们。
-洋虎皮做大旗
现今高校学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唬一唬中国人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学人，此公是典型的“学术二道贩子”，但英文不错，曾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做过几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便四处宣扬他在国外与某某世界著名学术大师交往甚密，该学术大师曾经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赠与此公，此公回国后又做报告又写介绍文章，俨然一副世界著名学术大师的中国学术代言人的模样，然而据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某先生说，该著名学术大师的学术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根本就没有出过英文著作。
更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某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国内某高校学人，自称是某世界级著名文艺理论家的国内惟一弟子，回来为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被国内同行贻笑大方。
-泡沫与浮夸
近几年中国高校学术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荣”，有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特别是享有高级职称的学者、名学者以及拥有各种奖项获得各种称号的“专家”级学者教授越来越多。二是高校论文、学术专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国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国际影响的大学教授，或者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学术水准中有“注水”现象。
从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学者一年也就发表一两篇论文，一辈子只出那么两三本专著。现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学者，在学界混了几年就敢称“著作等身”，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连百万字都羞于出口，因为现今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己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奖项之乱
学术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有种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那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辅导报告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
与评奖腐败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大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数额的营养费，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有这种荒唐可笑的事。
-职称乱象
职称评价制度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专利。在中国大学里，职称的高低更标志着一个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与该教师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关。
为了评上职称，一些大学教师不择手段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学社科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教师，竟然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更有的教师评职称时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有一个教师把自己的一本专著中的所有章节都拿出来砍成若干篇当做论文一一发表，于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这本书又多出了若干篇的论文。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收集高校学者在评职称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编一本《评职称之百战奇谋》或《评职称之成功宝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绝不下于《葵花宝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种职称中，最高的是教授，评上教授也就到头了。目前中国大学教师的职称一般都实行终身制，能上不能下，对一些学者来讲当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中国高校学术界就出现了“讲师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面。
-剽窃与抄袭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袭和剽窃近年来成为中国高校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戏称为“学术蝗祸”，其泛滥之广，已近法不责众的地步。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在学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告诉记者，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曝光的问题来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
杨玉圣还说，剽窃抄袭的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更成了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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