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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过去85年征程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历史性跨越，而指引这些巨变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则被浓缩在中国共产党的总章程中。
党章在全党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最大的约束力，是全党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党章的制定和修改既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迅速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章的修改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副研究员韩久根博士说。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规定了党的组织活动的基本方式和原则，规定了党员吸收和管理办法，规定了党的纪律等。“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的原则界限。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即为之一新。”韩久根说。他介绍说，中共二大对党的纲领作了较重大的修改，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一部比较正式的或者说比较成形的党章。“但是，有些党史专家认为到二大时我们党才有党章，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我们党一成立就制定了党章。”韩久根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先后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与此相适应，党章有三次重大的修改，这三次重大修改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将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列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针”。
“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它为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赢得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韩久根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它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韩久根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也曾经历了一些动荡的岁月，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韩久根介绍说，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党章的形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正式确定下来。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写入十四大党章。1997年，中共十五大最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这次修改党章，对推进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韩久根说。1995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5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到20世纪末，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六位。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对十五大党章作了65处修改，这是中共进入新世纪的第一部新党章。十六大新党章高度评价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将党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表述党的性质，切合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有利于拓展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韩久根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中国也从受到封锁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走上对外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党章的修改正是基于这些变化，在表述上更为准确。十六大党章充实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增写了“党要管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等内容，并对党的组织制度和组织建设加以改进和完善，增加了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保障党员的权利”等职能。
“这是‘居安思危’在党章中的写照。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以来，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都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深刻原因。”韩久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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