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各类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与深刻教训越来越受中央重视，相关比较研究影响中央决策
具有85年建党历史、57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全球化时代显示出日益开放的胸襟。
一个不太为外人熟悉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自身建设与治国理政时，越来越重视汲取国外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十六大以及突出执政能力建设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后，这方面的考察、交流、比较研究与建议已呈规模化、系统化态势。
国外政党的治国理政有益做法与深刻教训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央决策，同时有利于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不断深化对加强党先进性建设规律的认识。
执政党自身认识转变
对于“洋为中用”、“拿来主义”，中国人并不陌生。毛泽东以来的几代领导和领导集体都曾明确表达过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的思想。
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杜燕凌对《瞭望新闻周刊》历数此类表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邓小平经常告诫全党同志，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方式、管理方式。江泽民也一再要求，“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只要是积极进步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强调“要善于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加速了“拿来”的进程。在开放之初，我们对物质文明方面的吸收借鉴走在前边。据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回忆，他1985年调到党校工作，主攻政党比较时，这方面的研究者还不多。
中共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也表示，他于上世纪80年代开展国外政党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之一。
诸多专家有一个共识，1989年～1991年的苏东巨变加强了党内的忧患意识。苏东共产党为什么亡党丧权？由此发散开去，对国外政党的研究活动升温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空间越来越大，大致到十六大前后就成为共识。”王长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中共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总顾问甄小英教授看来，“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再上升到政治文明，这是一个不断打破禁区、日益开放的吸收借鉴过程。”
无疑，“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包括政党制度、执政规律等。但将其明确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在先前的基础上，2004年6月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释放出标志性的信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研究借鉴其他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
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教授是这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解老师之一。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一方面，苏东共产党亡党丧权，值得原本沿袭苏联建党模式的中国共产党引以为戒；另一方面，当今各种类型的政党在执政方法上都有其经验与特点，值得同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借鉴。
事实上，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此番明确表态之前，中联部等部门、研究机构就为中央提供了大批材料翔实、观点鲜明的国外政党调研报告。这意味着研究活动与决策参考早已连结起来。
继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及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铺垫后，十六届四中全会突出地将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并在报告中再次提出，“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联部曾向中央提供了关于外国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等问题的研究报告。
四中全会报告浓墨重彩地论述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少党建专家都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定性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就是从一个领导革命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转变为领导市场经济的党。
显然，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由政党执政、市场经济已成世界潮流的情况下，“执政党”和“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定位，将借鉴对象与借鉴内容大大拓展。
把握好一般性与特殊性
中央的历次表述都显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探寻执政规律，一方面要科学总结本党历史上的执政实践，一方面也要科学研究和借鉴国外其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
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党的55年执政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众多专家指出，立足本党历史经验与现实国情，乃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治国理政的根本。
王长江认为，研究政党活动规律，必须善于既把握一般性，又把握特殊性。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放弃了自己的本真，很难走出一条适合本党本国特色的道路。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往往主要不是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恰恰是强调特殊性而忽视一般性。”王长江说，对其他政治文明的态度再开放些，是可以更科学地执政的。
把握好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度”，固然不易。再进一步，在吸收、借鉴而决不照搬已成为大多数干部、学者和民众共识的前提下，如何科学地理解“决不照搬”，吸收、借鉴与不照搬的界限在哪里，仍让专家们深思。
在主持2004年6月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既强调了对国外政党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要研究和借鉴，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借鉴的原则，即“不能照抄照搬”，原因是“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
王长江将不能照搬的理由归结为根本的一条，即“国情不同”。
一种时兴的观点把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分成两部分，具有阶级属性的不能学，另一部分没有阶级属性的可以学。王长江对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表示，没有阶级属性的内容，也未见得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为我所用。“既要反对全盘照搬，也要反对实用主义的照搬。”
王长江举例说明，我们不需要照搬西方多党制模式，但要研究既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为公众提供足够的民主表达的渠道。又如，在不要三权分立式监督的前提下，仍要通过创新，建构权力之间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体制。
对于如何研究借鉴，杜燕凌的看法是，应掌握政治原则与同借鉴对象在意识形态、国情、文化及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普遍有效与实际运用的原则，把握思想启迪与我国国情党情准确切入的原则，把握他山之石如何实现攻玉效应的原则。
本着这些原则，中联部客观地总结和反映外国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分析梳理其一般性的规律与相关党的特殊做法，既形成综合归纳总结各类政党的综合报告，也注意整理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党的专题报告，供中央和相关部门参考。
多渠道研究借鉴途径
中央高度重视并“定调”之后，对国外政党的研究借鉴活动更加有序、旺盛地发展起来。
据《瞭望新闻周刊》获悉，目前，仅在北京一地，既有的和近几年新设立的相关机构至少有十几家，中组部、中联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门及院校内都设有相关职能部门和下属机构。
各部门、机构根据各自特色、资源和优势进行研究。如中联部侧重对国外政党执政经验的介绍并提出相关建议，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教研室侧重政党比较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政党政治研究中心从各国党史角度进行研究，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依托强大的编译力量进行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则比较专注于多党合作及对此有借鉴意义的政党制度研究。
在研究机构呈规模化的基础上，中央部署了多项多机构参与的重要工作。如2003年，中央党建领导小组统一部署“外国执政党能力建设研究”，2004年以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等。
各机构之间还相互配合，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来自各机构的官员、学者的座谈、研讨会，并初步建立了联系机制。各机构彼此还经常参与其他机构组织的课题研究，如，由中国社科院牵头，在国外社会主义跟踪研究协调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中联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编译局、新华社等均是重要的参与单位。
二线的研究依托于一线的考察、调研。《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相关人士大都有此类经历。如甄小英1998年曾率团到新加坡考察，并对人民行动党进行研究，王长江2002年曾随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郑必坚副校长考察欧洲社会民主党变革情况。
据悉，近年来，中宣部、中联部、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多次联合组团，赴国外考察政党现状。
此外，党际交流在近年来也日益增多。据中联部介绍，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中国共产党目前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建立并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交往与合作，初步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局面。2005年全年通过政党交往渠道实现的出访来访团组超过300批、2000人次。
杜燕凌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率领党政代表团出访中，都把同对象党交流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与外国政党交流各自的执政经验乃至某些教训。这种交流不仅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进行，也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党进行。 值得一提的还有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举办的政党国际会议。通过会议，亚洲各国政党交流治国理念、寻求政治共识，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友谊。
影响最直接的是其他执政的共产党
无论是在政党研究还是在党际交流方面，中国共产党都显示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保持开放的姿态。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人士都认为，各类政党在治国理政中的上下浮沉、兴衰成败都对我党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由于与我党具有更大的相似性，所以其影响也最直接，从而也成为借鉴的重点。
“前苏东、现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更具有现实意义。”杜燕凌说。
黄宗良也表示，我们一方面要着重研究苏东的执政党为什么在执政几十年后丢失了政权，充分吸取其历史教训；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借鉴越南、老挝、朝鲜、古巴这些国家共产党在执政方面的现实经验。
在黄宗良看来，这两类教训与经验最重要的有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最根本的保证是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中心问题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像苏联那样搞自上而下的广泛的委任制，割断了党群联系，甚至形成官僚特权阶层，成为摧毁党的执政基础的定时炸弹，最后自我毁灭。苏联模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七重七轻”战略，导致政经、工农、重轻等发展失调。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是汲取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的教训。
其次，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苏东共产党垮台，就党的建设而言，问题就在这里。其表现就是不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对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我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汲取了苏东教训。
苏东巨变后，越、老、古等国共产党都十分注意扩大人民民主和党风廉政建设，如在越南和古巴，党外群众可以对党代会报告的初稿提意见和建议，如越共选举中央委员，党员可以毛遂自荐。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苏东巨变的另一个沉痛教训是指导思想丧失优势，对马克思主义搞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此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都十分注意在思想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同时注意在发展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借鉴其他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
就其他国家的执政党而言，中联部部长王家瑞曾撰文指出，“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等都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
黄宗良把其他国家执政党再次分为两类，即西方国家执政党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与共产党执政的共同点在于：同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都在争取执政或维护执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甚至政治文化(尤其亚洲一些执政党)都有类似之处。
在研究和借鉴内容方面，杜燕凌介绍，中联部主要着眼于如下方面：加强理论创新能力、加强组织动员能力、加强决策能力、提高发展社会经济能力、增强应对突发危机能力、加强对外交往能力等。
比如，在提高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方面，中联部研究了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一些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某些经验，并将其总结为：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本国发展水平，寻求合适的发展模式，制定明晰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制定和完善社会政策，实现利益平衡等。
杜燕凌强调：“我们是根据国内情况，有的放矢，而不是盲目地研究、介绍。”
众多专家认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总结的五大执政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为研究借鉴其他政党执政经验提供了一个参照坐标。
在回答研究借鉴的成果如何影响决策时，接受采访的相关人士大都表示，并非那么“直接和简单”，“更多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发”。但仅从本文前面列举的一些方面，即不难看出其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