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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变迁如此之大，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定睛一看，在某些方面与半个世纪以前相比，竟有惊人相似之处。让我从头说起吧！
记得1948年冬，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学习进城的方针政策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这16字的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949年4月的一天，我当时正在东亚公司驻厂工作组工作时，刘少奇来这里视察了。他在总经理宋棐卿陪同下，视察了厂房后与工会代表座谈时，我也参加了。刘少奇对工人们说，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出题目，我作文章。有个工人代表提出，现在有些工人还失业。这时刘少奇从我们的国情讲起，讲到了为什么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并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
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宋棐卿的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劳资两利”这一方针，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并写进全国政协的《共同纲领》中，成为指导财经工作和处理劳资关系的一条基本方针。后来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善，这个口号不再提及，甚至被人淡忘了。
历史竟如此诡谲莫测，被丢弃了半个世纪的“劳资两利”方针又在笔者的脑海中凸现出来。这不是笔者胡思乱想，是私有经济在我国已经占据半壁江山的现实的反映。据媒体报道，在40个工业行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在27个行业中的比重已超过50%，在部分行业中的比重已占70%以上；在商贸饮食等传统服务行业，非公有经济已占主体地位。
面对如此庞大的私有资本，如此庞大的雇佣劳动，劳资双方应该是两利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借鉴国际经验，市场经济越发展，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可是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GDP近些年一直以9%的速度奇迹般增长，但工人工资所占GDP的比例，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的趋势：1989年是16%，2003年则降为12%。且不说讲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就是同劳动收入不断提高、劳资关系逐步改善的现代市场经济相比，也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分配具有19世纪“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色彩。
劳资两利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从资方看，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获得剩余劳动，尽可能少地支付成本。这并非老板的过错，而是资本运动的规律。从劳方看，主要是农民工，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面对着随时可能被“炒鱿鱼”的威胁，特别是在劳动力过剩的背景下，备受歧视，承受着工资偏低、工作环境恶劣、工时超长、福利与保险匮缺和工伤推卸责任等。农民工作为劳资关系中的弱势方，他们少有话语权。从舆论媒体来看，充斥着资本论坛，强势群体的声音震耳欲聋，弱势群体却鸦雀无声。
如何改变“资盛劳衰”的形势呢？首先，执政者要正确处理劳资关系，既要维护资本合理盈利，又要保障劳动者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其次是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规范资方对劳动者的行为，即合理限制资本本能。三是劳动者组织起来，通过合力与资本博弈，通过集体谈判方式争取合理工资和其他权益。人类有几百年发展市场经济和处理劳资关系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不正视这些经验教训。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以前，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缓解地区和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进行了专题研究，提示给人们一个鲜明的政治信号：改革开放的今天收入分配由“兼顾公平”转向“注重公平”。笔者这里忍不住也要跟着说一声：归去来兮，劳资两利！(文/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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