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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批评美国政治家对中国所谓操纵汇率以获得“不正当的”出口优势的指责。文章说，“事实上美国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医院和学校创造的”，因为“中国的医院和学校限制了中国人从国外购买商品的能力”。
文章来自美国的彭博新闻社，作者叫安迪.慕克吉。这位慕先生的结论且不去管它，对外贸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我也不甚了了，但文中所说的医疗和教育对中国家庭消费形成制约的说法，想必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深有同感。
自从十多年前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35,000亿以来，政府智囊与大大小小的经济学家们都齐刷刷地将眼睛盯住老百姓的钱包，使出浑身解数想将那点钱抠出来，启动内需，重振疲软已久的市场。然而事与愿违，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增加10136亿元，同比多增加1867亿元。2月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1月末14.8万亿元的基础上，首次超过了15万亿元，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同时央行的一份“2006年1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综述”显示，居民的消费意愿在连续三个季度下降后，本季更跌至历史新低。
只储蓄不消费或少消费，对国计民生都不是好事。货币不过是印钞机印出来的纸片，而存在银行里的钱甚至连纸片都不是，按目前的状况，这些钱的前途除了贬值还是贬值。所以有人建议，只有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花掉，才算是换回了自己等值的劳动成果。
其实，对这样的道理，稍有点头脑的人又何尝不明白，可我们为什么不消费？是缺乏消费意愿吗？非也。中国人并不都是守财奴，有了钱谁不想花个痛快，不论是购物还是旅游，哪一项不是过了多年穷日子的中国人所期盼的？问题是我们敢放心大胆地消费吗？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如今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远虑近忧一个都不少。在网上看到一份农村家庭2005年的收支清单，也许对我们了解一个农村家庭的消费潜力很有帮助：
45岁的田增良是河北省黄骅市旧城镇大马口村农民，在他们村里，他的家庭生活水平属于中等偏上。田增良家里4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儿子。20岁的大儿子在读高中，16岁的二儿子去年底刚刚辍学，初中没有毕业。田增良给记者拿出了自家去年的收支账单：
责任田总收入：2000元左右
承包村里田地种棉花收入：1000元左右(只有少数农户有此项收入)
男人外出打零工一年5000元
女人在家做豆腐，一年1000元(也是只有少数农户有此项收入)
去年总的收入：9000元人民币；
去年总支出：大儿子学杂费生活费等共计5000元
小儿子学杂费书费共计1000元
农药化肥投入1000元
穿衣450元
吃自家产的小麦，蔬菜不计算在内；身体没有重大疾病。
去年总支出：7500元人民币。
去年余额：1500元。
可以看出，田家的支出主要集中于教育和生产再投入，真正的日常消费只有穿衣一项450元。剩下的1500元除了储蓄以外恐怕别无选择，因为田家这一年的运气还算不错，无人生病，所以支出尚不包括医疗，但又是不得不防的开支。老田是这样说的：“我们两口子现在身体都挺好，也得攒点看病的钱，虽然有合作医疗，我们这儿规定只有50岁以下的人才能入，而且得全家一起入。至于养老保险，根本就不敢想。”
在城镇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主要是经济生活中一直有一些消费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专家称之为“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对改革的预期”，导致人们只储蓄不消费，因为人们的切身体会是各方面的改革都在进行，同时各方面的改革又都没有到位。例如，人们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到底会改成什么样心里没底，前面几年连续都在提高学费，不知道将来为孩子上学、尤其是上大学要付多少钱；医疗改革也在进行过程中，今后要为自己的医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个人应该负担多大的比重？老百姓也心里没底。因此，有专家认为，各方面的改革对消费者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预期。一个预期的乐观或悲观都比较好对付，而不确定因素往往是最难对付的。消费者作为应对这个不确定预期做出的共同选择都是增加储蓄，作为一种防范性的储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只有不到40%是由患者直接承担，其余的是由国有单位和(国有)企业承担余下的部分，而现在，患者家庭承担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60%。作为改革的一部分，政府削减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由于没有人填补医疗保健、教育和晚年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资金空白，人们的储蓄欲望越来越强，节俭度日少消费也就是不二选择了。我有一位下海做生意的朋友，算得上是百万富翁，但后来家人患重病，每天得注射价值不菲的贵重药品，加上孩子上学，几年下来，曾经的百万富翁现在已经开始靠借钱过日子了。
有人把教育、医疗和住房比作附着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三个吸血鬼，这话虽然偏激了一点，但反映却也是社会实情。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兜里究竟有多少钱？有人说中国人越富越不敢花钱，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居民储蓄存款额虽然高达15.12万亿元之巨，即使平摊下来，每人也有1万多元！但是，这些巨额存款并不全是普通百姓的。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中国居民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谁都知道，实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组的消费早就已经是奢华级的，例如其子女留学费用的巨额支出流往它国，与本国内需无关。
我国政府很早就启动了一系列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政策，但现在看来有的效果不十分明显，有的只是起到了阶段性的效果，其根源在于没有解决增加普通百姓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和消除人们应对这个不确定预期防范心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一要老百姓手里有钱，二要有了钱以后敢花。对于前者，需要大量增加城乡居民的就业，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缩小贫富差距。对于后者，则需要将政府的财政支出逐渐从投资转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从而有助于增加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信心。这一点尤其重要，投资股市的人都知道，买股票就是买信心、买未来，如果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有信心，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有信心，老百姓当然不会死死攥着手中的钱舍不得花，该出门旅游出门旅游，该看大屏幕电视看大屏幕电视，毕竟过好日子是谁都日盼夜想的。(文/崔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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