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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怕什么，又盼望什么？
正在此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会前就奔赴各地进行调研的全国政协常委们，在充分肯定新农村建设成绩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建设中存在的四大“病症”，并就此献计献策，坦诚进言。
“病症”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病症“症状”)有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仍然不足，把建设新农村作为短期工作目标来要求和部署。极少数地方甚至以“大会战”的方式要求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
(常委会“药方”)全国政协常委郭荣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盖新房子、建新村，更不能为求政绩定指标，搞成“大跃进”式的运动。我曾经参观过两个点，一个搞农民公寓，另一个搞别墅，耗费了大量资金，但农民都不是很满意。建设新农村，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尤其要注意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不能为了追求速度，靠行政命令，搞一刀切，刮共产风。有的农村地区比较落后，不能一哄而起，强行建新村。有的地方不准农民养猪、养鸡，养猪要经过环保部门批准，这都是不妥的。
病症二：偏重“村容”，偏重形象
(病症“症状”)一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五句话”的总体要求片面理解为“村容整洁”的单一目标，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新村建设”，把新农村规划搞成了“新村规划”，对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深化农村改革等重视不够，对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问题力度不大。
(常委会“药方”)全国政协常委田岚：来北京之前在农村做了两个月调查。中央建设新农村决策给农村带来了春风和热情，农民确确实实迫切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变命运。目前新农村建设在基层处于试点阶段，绝大部分安排的是当地相对条件较好的地方，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而且“涂脂抹粉”的多，“强身健体”的少。一些地方首先解决的是村容村貌问题，但在发展产业、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做得少。在试点中一定要强调发展产业和提高人的素质。
病症三：要求过高，预期过高
(病症“症状”)一些地方脱离农村实际，超越发展水平，攀比发达地区，把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定得太高。有的地方不客观地提出，要全面建设“百里文明长廊”。有的地方不恰当地要求，凡公路两侧视线所及的范围，一律要绿化美化。一些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国家扶持新农村建设的投入预期也不太实际、要求过高，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的思想。
(常委会“药方”)全国政协常委郭荣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单单依靠政府扶持和外部支援不行，根本上还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各级政府只能是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发展生产最终还是要靠农民自己。
病症四：模式趋同、做法雷同
(病症“症状”)一些地方在村庄建设和农居设计等方面，忽视农村特点、当地传统习惯和风土人情，生搬硬套城镇建设模式和标准，采用一张图纸、一个式样、一种格调，在规划和试点中就把典型的地域特征搞没了，把鲜明的民族特色改掉了，把优秀的文化传统弄丢了。
(常委会“药方”)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我看到一个村，统一房屋式样、统一楼层、统一墙面装饰、统一原材料购进，189栋别墅式建筑现已完成，每家住房不少于250平方米，而很多家中只有两三口人。这样的示范村，除了供上级作为政绩和供外地人参观外，并无推广价值。各个地方应结合当地经济条件和文化习俗，统一设计10种左右的图纸，避免房屋建设千篇一律，使建筑物更美观、更适用。不要把钱都花在少数几个村子上，搞出几个展览品。更不能只重视“锦上添花”，而不顾“雪中送炭”。
全国政协常委彭钊：全国3万多个乡镇，近650万个行政村。要一改以往由乡镇统一制定村庄规划的状况，由村里外聘设计师在充分征求农民意见基础上进行规划，真正做到“规划源自于农民、规划为了农民”。应围绕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如改房、改水、改路等进行规划，实现道路硬化、村庄绿化、卫生洁化，满足农民最基本的人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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