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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最后一根稻草”论：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则变成0.49——
中国应该计算农村、城市和全国三个基尼系数。“只要数据来源有效，农村、城市、甚至每个行业都可以核算。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还能在细分之下看出问题之所在。”
如何让调查对象心甘情愿透露真实收入，是冯育毅和他的同事们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冯育毅是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队长。调查总队是国家统计局最有力的触角，担负着采集各项原始数据的任务。但现在，收入问题的调查却让他们遭遇了难题。
不久前，冯育毅所在的调查总队举行了城镇居民入户调查方法改革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反映最多的问题是进行入户统计的困难。
“如果我来问你，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的真实收入？”14日，在电话中，冯育毅反问《第一财经日报》。
在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中国改革28年后的热点话题时，如何准确地摸底和测度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正在考验着中国统计官员和学者的智慧。
收入摸底难题
最近的关于中国收入差距的数字还是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0.47，中国的官方统计机构并未发布相应的数字，国家统计局也并未将基尼系数列入定期公报行列。
事实上，对于城乡居民收支样本数据的采集和基尼系数的核算，在中国统计系统始终在进行。世界银行的数字也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的支持与提供。居民收支数据的初期样本的收集由统计局原先的城调队和农调队承担，今年开始由调查总队负责。
所谓原始数据，就是具体到每户对自家收支情况的登记。这是测度收入的最源头，但统计系统内部人士都表示，原始数据的获得都非常困难。
“都有隐藏收入的心理，不肯把真实的情况报出来。”已经退休的陕西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对本报记者说，“他们总认为给统计局提供数据是负担，尤其是收入数据。”
因为隐秘的原因，现在每年的基层统计都像拉锯战。身处一线的贵州调查总队入户处的周处长对此感觉更为明显。由于新的改革方案酝酿将每年1/3的换户比例提升到1/2，周处长担心他们的工作量将翻倍。
“现有住户做思想工作已经很费力了。”周处长对本报记者说，10元一次的调查补助显然太单薄，调查员一般都是靠“熟络”关系、或者拉亲带故维持着居民收入数据的获得。
杨永善说，有时这种统计还会引起纠纷，有的年头忙起来就不搞收入的数据收集了。冯育毅则表示，近几年统计改革正在加快，可以保证每年的数据收集，但是数据质量难免有纰漏。
在收入样本的获取中，尤其是高收入者的情况最难获得。杨永善认为，高收入家庭的数据比普通家庭的数据更有不准确的可能，容易虚报。
非货币收入的统计显性化
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确认。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人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他带领中国社科院做的三次全国抽样中，样本收集的局限之一是进不了一些高收入家庭，包括一些大型企业领导。
“这方面的研究迄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位因在收入分配方面有突出研究成果而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学者说。
在1989年、1996年和2003年，赵人伟和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实带领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对全国进行了3次抽样调查。最初的一次也是中国研究机构最大的一次付费入户调查。调查样本包括农村1万户，城市9000户，付给每一户被调查人30~40元钱费用。这三份样本至今仍然在被很多学者引用。
赵人伟团队设计的调查问卷和国家统计局的问卷有所不同，前者囊括了城市居民补贴方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除了货币收入之外，城市相比农村还享受各项如住房、水电煤耗、医疗等补贴，这些非货币收入是反映收入差别的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点上，冯育毅认为，统计系统的一些问卷是滞后于现状的。改革带来收入来源变化很快，而问卷的设计迟迟没有修改。冯育毅说，这方面的修改必须等待国家统计局的统一指令，保证全国的统计口径一致。
赵人伟则表示，统计局也一直在进行问卷改革，只是还不足以完全对接上现状。
基尼系数“中国特征”
除了源头数据的准确性之外，基尼系数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备受争论。
近期，陆续有官员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要打“国情折扣”，中国的贫富差距实际是被夸大了。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大于0.4会引发社会的动荡，而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值”。国家统计局的一位高层不久前表示，中国的城市基尼系数是0.37,农村的是0.38,两个经济体系内都没有越过警戒线。
赵人伟认为，基尼系数应适用于一个经济体“均质性”较高的国家，比如瑞士。而中国的经济“均质性”较低；农村、城市的差异都会干扰全国基尼系数，可以允许基尼系数大一些。
但也有学者指出，城乡的二元结构，反而隐藏了一部分收入差距。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办法教研室主任顾海兵表示，由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享受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成本差异，因此，表面上同样的收入，实际上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此外，由于上亿的外出农民在城市中没有户口，他们没有进入城市居民调查样本，显然现行的基尼系数也无法考虑这一因素。
赵人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计算农村、城市和全国三个基尼系数。“只要数据来源有效，农村、城市、甚至每个行业都可以核算。这样不仅可以看出全局的差距，还能在细分之下看出问题之所在。”
寻找技术手段的解决
虽然在现状下影响基尼系数的因素很多，但中国学者也正试图从技术角度解决测度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一次发言中表示，经济学家还是可以用一些现代经济学的手段来估量各类因素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比如腐败方面，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曾提供了一个数字，1997年不计非法收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2；计入非法收入后，它变成0.49。
“虽然0.07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很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吴敬琏说。
今年73岁的赵人伟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中就提出了“财富分配”概念，希望用时点数据的对比，从另外的角度弥补单纯收入分配比较的不足。
赵人伟表示，就收入和财富的一般区别来说，收入指的是人们(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的全部进账；而财富指的是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资产的货币净值。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被他概括为：过去的流量必然影响当今的存量；而当今的存量又必然影响今后的流量。“如果一个人有三套房产，那么他可能都不需要有其他的劳动收入。”
在数据获得方面，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改革也在进行之中。
“我觉得要得到更有质量的数据，就要提升基层的统计经费。”尽管对提升换户比例仍然感觉困难，贵州调查总队入户处的周处长仍表示，除此之外，提供真实的数据应该是每个样本对象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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