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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个难题始终困扰着中国：我国科研院所的名教授、名专家数量越来越多，却缺乏能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一流科学家，本土科学家获国际性权威科学奖的人数更是寥若晨星……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就此问题发表见解，他们的诤言或许能为难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示。
科学探索需要宽松宽容
张继平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教授
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像一把软刀子，使科学研究者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国为何产生不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问题看似简单，却极为复杂。这里不仅有科学家的个人天赋和学术素养问题，也有尊重创新精神、培养创新能力以及容忍失败的社会舆论氛围原因，还有良好的国家科研体制机制的支撑等等，这些，无一例外都会对中青年学者的科学登顶产生重大影响。
科学研究需要创新，甚至“异想天开”，需要自由探索的无限空间。昂贵的实验设备、强大的经费资助并不能保证原始性的重大发现。国家要鼓励和培养创新精神，少而精地培养遴选一批愿意为科学献身的中青年科学家。
除此之外，还要为中青年科学家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和谐的科研环境和氛围。要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科学家创造性劳动。只有尊重他们的劳动，尊重他们的个性，才谈得上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创造性，如果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创造性，更谈不上有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当然，宽松的环境并不等于没有压力。对于优秀的科学家来说，学术是他们的最好生存方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比如在北大这一竞争的环境中，大家都在紧张工作，如果做不出成果来，他自己比任何人都着急。因此，面对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特殊脑力劳动群体，要充分尊重他们，全面信任他们。
中青年科学家除了自身具备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之外，外部环境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今天的大学早已不是象牙之塔，各种诱惑和名利无孔不入。现在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害处很大，甚至是致命的。它会影响甚至严重干扰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就像一把软刀子，无形之中给科学家产生巨大压力，使他们时时处于紧张和焦虑之中，这对科研有百害而无一利。
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证明的数学大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安德鲁·怀尔斯，由于解决了困扰人类300多年的难题，他在1998年获得菲尔兹奖历史上惟一的一个特别奖。
去年8月，安德鲁·怀尔斯到北京大学讲演。他介绍了自己刻苦攻关的艰难过程及由此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1986年，他决定开始问鼎费马大定理时，就已定下潜心研究10年的计划，他的前期准备工作整整花了18个月！
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怀尔斯在完全保密的状态下潜心研究。长达7年时间里，只有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了一些同事。事后，这些人不断问他进展情况，使他感受到很大压力和干扰。他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不愿被人不断问及，承受巨大的压力。就这样，他逐渐转入一种秘密的状态下继续战斗，直至最终解决费马大定理。
由此看来，重大科研突破往往有其独特的规律。搞科研、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科学家一定要去除浮躁，要提倡“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允许失败的宽容舆论氛围，否则，很难在科学上有重大突破，也难以在国际科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加大实验科学扶持力度
柳卫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相关学科高级实验和理论人才之比，大约为一比一，远低于美国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国原始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稀缺。
目前，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这对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消除自主创新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我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工作经历，谈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自主创新的基础资源不足。对于学科专业非常宽广的大型科研平台设施建设所需的经费，需要国家给予足额的经费支持，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远未达到国际上的年运行经费达固定资产投资10%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给予科技人员事业费标准偏低，导致研究人才的待遇与社会主流倒挂，致使人才流失，相当一部分核心学科领域萎缩，严重影响了自主创新工作的开展。
建议在国家层面，明确一批国家级的大型科研基地，对其给予足额运行经费和人员事业费支持，使科研人员能够全神贯注地完成国家重大科研课题。
二是自主创新文化建设任重道远。目前创新型人才面临国外和国内两个竞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科研文化有待加强。例如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和谷歌中国公司，由于其优秀的创新文化，每年网罗了我国高校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毕业生，通过集约和发散相结合的弹性研究模式，产生的自主研究成果大大高于我们国家级的专业院所。
三是自主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有待完善。对于先导性、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综合研究基地，大部分科研工作是基础性工作，这些研究成果的覆盖面和引导面很大，但其知识产权被最终的产品型号所掩盖，导致利益与贡献不平衡，即创新科研的一个前端与后端的利益不协调，会成为制约自主创新成果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
四是对实验科学的重视有待加强。目前由于实验工作成果(包括发表高水平文章)的艰苦性、长期性，在杰出人才基金支持和高级人才配置方面，不利于引导优秀的人才从事实验研究。其结果是，我国的大型科学装置相关学科高级实验和理论人才之比，大约为一比一，远低于美国七比一的水平，致使我国原始科技创新重大成果稀缺，高新技术推动乏力。国家应制定有效政策扭转这一局面。
我国需要更多的优秀实验物理学家，要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对验证基本理论和推动技术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充分重视基础研究中专用设备的研制对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支撑作用，以及对提高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独有的带动作用。为达到以上目的，加强高级实验技术人才队伍的培养，引导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实验工作是关键。
总之，自主创新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静下心来，从微观出发，一步步地向自主创新的理想王国迈进。
科学家应远离名利场
周忠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多一些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少一些所谓“本国特色”，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定会出现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现在，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为何难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可是，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和了解科学家的工作环境与精神状况。回国后不断有人问我，你们的古生物学研究有何意义？我有时候会很纳闷，基础研究怎么可能完全套上实用和功利性的框框？可在美国，从来没人问我类似问题，因为大家比较理解。科学就是探求未知的事物，因此有不少富人捐钱设立各种基金，资助古生物等基础性的研究，并乐此不疲。
其实，古生物研究涉及世界观大问题，对于人类正确认识自然，对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人是怎么来的？人类是如何演变的？在美国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争论历来很激烈。确凿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是地球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演变，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在地球历史上，生物经历了多次大的灭绝，包括6千5百万年前的恐龙灭绝，这些都与地球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所有这些认识，古生物和相关学科的持续研究都能够不断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
有些科学研究不会直接创造效益，或近期内看不到效益，可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放弃研究和追求。在美国，搞古脊椎动物研究的有上千人，搞进化论、古生物研究的人则更多。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些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也对科学界形成强烈冲击。现在，人们关心的不是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的真正含金量，而是你有多少量化了的成果，是否得奖，获得哪些奖项；发表了多少论文，发在哪一级刊物上，是否第一作者，等等。近年来，还有不少单位热衷于SCI文章的攀比和奖励，甚至演变为单位之间的奖励竞赛。今天你发一篇奖励一万元，明天我发一篇则重奖10万元！如此慷国家和纳税人之慨，说给外国同行看，都视为笑谈。
所有这些，似乎都和科学探索求真渐行渐远。人们逐渐忽略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深刻道理，也无暇顾及学术研究是需要长期积累的。科研管理上，采用工程项目的简单管理办法；科学评价上，存在“重物轻人”、急功近利思想。特别是把科研人员相对短时间的学术成果与其物质待遇、社会地位挂钩，甚至把科研人员的成果、论文和收入奖金福利等个人切身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缺乏鼓励研究人员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长效机制。
于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科技人员不得不四处奔波找课题、找项目、找钱，一个人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年用于科研的时间，平均低于4个月！
这种急于求成和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影响到重大的科研突破。有时研究人员选择的是一个大方向，很可能会带来突破性的成果，可为了立竿见影，应付每年的考核和测评，只好把课题分解、拆开，本来一篇很有分量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好论文，最后变成了好几篇低质量的文章。其最终结果不仅导致我国学术研究陷入低水平重复，也在根本上动摇了我国诞生学术大师的基石。
这很可惜！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其研究成就最终需要国内外同行来评价和认可。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已经证明自己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的学者。让他们心无旁骛潜心学问。事实上，发达国家实行了多年的教授“终身制”体系就很值得借鉴。我们应该倡导同行学会内部的奖励和荣誉，减少形形色色的全国性或部门性的奖励。只要坚持不懈，多一些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少一些所谓“本国特色”，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一定会出现更多中国科学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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