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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昌一直关心孩子们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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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印象：
知道王克昌是从天津高校设立了一个“王克昌奖学金”开始的。
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天津市高等学校出现了一个被冠以“王克昌”名的奖学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王克昌是谁？他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的钱去资助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学生？因为我知道在当时大学里，哪怕每月只有十几块、几十块的助学金，都能让一个贫困学生摆脱生活的困扰，更加倍地努力学习。
我的好奇很快便有了答案。
有报章介绍，日籍华人王克昌先生原是天津市东丽区人，他早年东渡扶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终有成就。尽管功成名就，王克昌先生依然生活俭朴，身在异国，一直牵挂着家乡的兴学育才大业。1989年，王克昌先生回国后向市有关教育部门提出捐资一亿日元，在天津设立奖学金。于是，根据王克昌先生的意愿，为了鼓励天津市高等院校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在德、智、体、美诸方面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人才，特设立王克昌奖学金，其中“王克昌特等奖学金”2000元，“王克昌奖学金”1000元，凡是天津市高等院校计划内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不含成人教育)，具备一定条件的，均有享受王克昌奖学金的资格。
如今17年过去了，我没有统计过有多少学子受益于王克昌奖学金，也没有调查过这笔奖学金在这些学生心里保存过怎样的记忆，但我却看到了时间在王克昌先生———这位已年过九旬的老人身上留下的烙印。
前不久，我在对海外天津人的采访中，听说王克昌先生从日本回到天津，就请天津海外联谊会的同志帮我联系采访，还特意把我一直以来对王先生的种种好奇和要提出的问题，整理了一个采访提纲，事先转交给王克昌先生。其中我所关心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他老人家小时候生活很艰苦，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让他学到了什么？
二、在他的记忆中，哪些事对他的影响最大？
三、他几十年前远离祖国到日本创业，人们都知道在国外生存很难，取得成功就更不容易，是什么样的精神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困境，有了今天的成功？
四、事业成功后他想到了回报祖国、回报家乡，是什么原因让他首先拿出那么多的资金支持教育，设立奖学金？
五、在日本他曾团结了很多的旅日天津人，成立了天津同乡会，为中日友好、为天津建设出力，他们在一起都经历了哪些有意义的事？
六、现在他老人家年过九十，回忆过去有没有让他遗憾的事？他还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吗？
不久，王克昌先生和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但他的家人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我这么多的问题，只简单聊聊吧。
那天，我与摄影记者走进了王先生家的小院。这个小院不大，阳光洒满了它的每个角落，在阳光下，金属板铺就的坡道显得格外刺眼。家里人说：坡道是新铺的，老人现在腿脚不好，出来晒太阳要坐轮椅，有了这坡道能方便些。我们进到屋里，屋中的陈设普通得让我只能用朴素和简洁来形容了，而王先生就躺在屋角的一张单人床上休息。见我们来了，他吃力地坐起来，鞠着躬、和蔼又客气地说：请坐吧、请坐吧。接着他又是一鞠躬：对不起，我身体不好，我们只聊10分钟好吧。这别有特色的鞠躬很容易让我联想起他在日本半个世纪的创业经历，以及那些道不尽的生活艰辛，虽然他那有些僵直的颈椎让他抬起头时已不那么自如了，但他依旧耳不聋、眼不花，花白的头发、红润的脸色看上去很有精神。我问他：您身体还好吧？他拍拍自己的腿说：人老了，腿脚不听使唤了，得靠这步行车在屋里活动。听，都92岁的人了，还是一副不服输的劲头，真是让人佩服。
虽然我们这次见面交谈的不多，但王克昌先生的真实与质朴、憨厚与坦诚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我不能让老人耗费太多的精力去追述他的过去，好在我得到了作家航鹰几年前为王先生写的传记《商旅》，还有一些与王先生交往、共事的人对王先生的认识与描述，我想，我只能在他们那里去寻找我采访的答案了。不过我记下了王克昌先生在《商旅》后记中写下的这样几句话：
我一向不善于讲述自己，如果让我讲自己的经历，几十年里所做的事，我恐怕10分钟就能讲完，尽管我这一生像永不歇息的大海一样动荡着，深藏了许多或者悲伤、或者欣喜、或者惊险、或者平淡的故事。
每天我只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做我该做的事情。从青年做到中年，又从中年做到老年。现在，我已是年过八旬的高龄者，可对于我的故国、我的同胞、我的朋友们来说，仍旧有许多该干好的事情在等待着我。
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的人生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与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问题、所置身的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我认为有一条还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成功就得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得有百折不挠的气概和勇气。
我不敢说自己已经成功了。这些年我为我的故国、我的家乡修建了学校，出资设立了奖学金，我所希望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才成功。
我想，看过去为的是更好地看未来，大家的未来。如果我的过去，我的人生道路上的种种经历能给年轻的朋友一点启示、一点借鉴、一点帮助，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小气”与大方集于一身
航鹰是王克昌先生的传记《商旅》一书的作者，经过多次与王先生的采访与接触让她感受很多，在书出版后，她又在《鹤发赤子》一文中写道：
我采访王先生时，他75岁，鹤发童颜，慈眉善目，温雅的举止，朴素的衣装。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朴实诚恳发自心底的笑容与餐馆老板迎送顾客的职业笑容和谐地浑然一体。忠厚谦和的长者风范显示出他的中华血统，频频鞠躬又渗透了日本礼节的影响。在他身上体现的两种文化天衣无缝的合而为一，给人留下独特而奇妙的印象。
王先生祖籍东丽区大郑庄，少年时在天津学徒，上世纪40年代东渡日本，白手起家创业。他的日本夫人是个战争孤儿，为了生计，夫妻开了一间食品外卖店，后来开办的“天津饭店”也是由制作包子、饺子、烧麦慢慢扩大经营，至今其属下的天津饭店有三十多处，年利润达几亿日元，是日本餐饮业第二大户。一个馒头、一个包子辛苦积累起来的家业来之不易，他却在晚年从养老金中抽出巨款资助家乡教育，实乃可钦可佩。知道了这一背景，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拿这么多钱来，家属子女同意吗？”他欣慰地笑道：“住在天津的老母亲说我这是给他老人家增光，长子长女也很理解和尊重我。在日本的太太和在海外的四个儿女都很支持。我不想多给子女钱，钱多了不一定幸福，反而会害了他们。在日本，不少父一辈的经营老板兢兢业业积累了家业，第二代却一塌糊涂了，花天酒地，造成破产。日本的父母不希望给儿女留下遗产，而是热心供子女上大学、读博士，教孩子立下自立的志愿。要知道，靠继承的时代过去了。”
采访期间，王先生请我吃午餐，吃完后他叫过服务员说：“请拿几个食品袋来把剩菜装好。”可能他看到我面露惊异，说：“在日本，服务小姐会主动准备好饭盒，为客人把剩菜装好带走。如果你不嫌弃，带回去热热吃吧，扔掉多可惜呀！”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别人听，人家告诉我，曾听一位南开大学的教授讲过，王先生在东京请天津留学生吃饭，有个青年只吃了半碗面条，剩下的想扔掉，王先生端过碗来，把他剩下的面条吃了，以此教训了青年人要懂得节俭。
王先生的长子告诉我，他父亲一日三餐很清淡，穿着有缝补针脚的衣服，用在个人身上几乎没什么花销，宁以高龄之躯乘地铁、坐公共汽车奔波于上下班途中，也舍不得买一辆小汽车。但他却又拿出上百万美元热心家乡公益，“小气”得够可以，大方得又不寻常。
奖学金颁发的初期，有一次因为外币兑换中的某些技术性问题没能及时把奖金发到学生手里，王先生回国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重视，他亲自去了学校，在大会上向同学们道歉，痛心地检讨：“……我在走进校门时犹豫了，我对不起各位同学。”他回日本后，三天内竟给长子打来六个电话询问此事，直到知道学生们领到了奖学金才放心。事后，我很替他为自己做了好事却又公开道歉鸣不平，他却郑重地说：“人要讲信用，成年人要是欺骗孩子，他们长大了就会欺骗社会。”
思学与助学同时进行
曾任天津市东丽区区长的王学思先生，在他任职期间正是王克昌先生决定捐资助学的时候，因此他与王克昌先生交往甚密，在他的“与王克昌先生交往札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的愿望由来已久。先生亲自感受少年失学之苦，自述幼时求知欲强烈，在艰难条件下一面挑水一面到村里古庙中私塾上学，为多学一点知识，搬住在塾师隔壁，这样便于侍奉教师，随时求教。在这样四五年中，为谋生计，劳动占去大量学习时间，内心痛苦不堪，有时跑到无人之处大哭一场，暗中发誓：将来我要出去经商，赚很多很多的钱，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上书!当先生28岁，事业稍有成就，就邀天津成兴茶庄经理刘少波、义源永木板厂经理陈锡华各出资三分之一，在家乡大郑庄筹建“正心小学”，一年后，于1944年开学并购百亩土地作为学校基金。先生每月两次由市里骑车回村看望师生，访问学生家长，征求意见。
以后先生经营每遭受一次挫折，即深思教训：是由于自己判断决策上的错误，而造成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自己素质不高，根本所在是本人受的教育少，文化知识水平太低，未具备足够的学识，掌握不住商途上各种复杂局面。从而更激起兴办教育，造福桑梓之愿，不使后人再受无文化之苦。让后人知道，只有具备文化知识，才不致吃亏上当。
他在1986年2月13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今年满70岁了，退休在目前，人生在世，年轻时代不能不往前追，不追就是退。尤其为了生存，不干不行。中国古语，干活儿二字意义不浅，干才能活。我15岁在天津学生意，现在算起来，在社会上挣扎了55年，剩下来余年不多了，再生存10年，已经是80岁了……因此我预定明年退到第二线，在后面多少协助协助。日本商法规定，创业者可以拿一笔退休金，我早存一个志愿，以一半金额，定在天津南开大学成立一个永久性王克昌奖学金会；一半留下来为自己养老之用途。奖学金的金额在人民币一百万元以上，每年利息可收入6至7万元。因为是永久性存在银行，利息应该多一点，每年可供养苦学生10至20名。以上是我现在心情，今年是准备期间，1987年预定实行，决定时要立奖学金会，我想必要时，请您出来参加委员之一，东郊区应该有人出来，不知区长认为如何?”(我随即回函表示赞许。)先生坦诚地说：“我是不图虚荣的，只想着让这笔钱有助于多出点人才。”“谈不上义举，只是对国家、对家乡的一点小小贡献。”
他在1989年11月10日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失学之人，但不希望下代人再走我同样的路，国强民富，必须由教育方面入手，日本国有今天经济基础，是受教育彻底，人人皆受教育，日本国没有资源，但是他们的头脑资源不可小看。”他还说：“作家长的怎么能耽误孩子念书上学呢?孩子长大成人后会骂你的!我直到现在还埋怨我的父亲，当初为嘛不让我多念几天书?光盯着多挣钱?现在我倒是挣了不少钱，可是再也念不成书了，这是终生的遗憾啊!我今年74岁了，在外边奔波这么多年，经了许多，看了许多，也想了许多，琢磨来琢磨去，总算悟到了这么个道理：不光国家发达要靠教育，一个人要想发达，最终也得靠教育，现在日本已经进入竞争社会了，没学问就甭想挣大钱，我想，未来的中国肯定也会这样。”先生对教育与兴国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等国教育的对比，对科技兴国的展望都有自己的见解。或从亲身经历，或从国外现状谈出独到的看法。
聚力与出力同为家乡
2006年2月11日，在日本东京都新宿的天津饭店九河楼宴会厅，聚集了老老少少六十多位客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这是在日天津同乡会10周年的新年联欢会。前来参加新年会的有早年曾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日本专家；有在天津深造过的日本留学生；有来日20年以上的教授学者；有在日开创自己事业的社长；有来日不久的年轻学子；当然还少不了一群在日本生长的第二代孩童……是纯朴浓厚的天津乡音把这些新朋老友连接在了一起。大家畅所欲言，交流在日本生活学习的经验和苦恼，聊聊母校及家乡的变迁，虽然在元宵佳节不能回国与亲人团聚，但在这里大家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一样，品味着香甜的汤圆，感受着团圆的气氛。
记得那是在1996年的一个冬日，在株式会社天津饭店社长、天津市荣誉市民王克昌先生的感召下，也是在这同一地点，聚来了50位天津人的代表，举行了在日天津同乡会成立大会。光阴倏忽，十年如梦，每年必不可少的新年会早已成为在日天津同乡会雷打不动的保留节目，而在当初成立大会时风华正茂的代表们，如今鬓发都似乎透出了些许的斑白，但令人们欣慰的是，又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老乡正在为同乡会不断补充着新鲜的能量。他们表示要努力奋斗赶超前辈老乡们开创的业绩。
天津同乡会之所以能如此受同乡爱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一位非常令人敬仰的老天津人，也是在日本颇负盛名的华人企业家王克昌老先生。王老不仅是天津同乡会的经济后盾，也是天津同乡会的灵魂人物。在今年的天津同乡会上，王克昌老先生因年事已高，身体不便没有到场，但仍请人转达了对同乡后辈的关爱，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做同乡会的经济后盾。
今年的联欢会上，所有到会的年轻人都得到了老会长王克昌的自传体小说《商旅》，相信他们会在老一辈天津人艰苦创业的精神鼓舞之下，开创更加辉煌的业绩。正如10年前在日天津同乡会成立之际的发刊词中写道：“东瀛游子意，津门故里情，何当勤共勉，开创锦绣程。”
海外天津人系列之———
王克昌简介：
王克昌先生1915年出生于天津市东丽区，15岁时到天津恩永商行当学徒，于1939年开办东亚贸易公司，与友人合资在家乡建立正心小学。1941年创立义昌行，活跃于天津、香港等地。
1946年赴日，白手起家，1954年开办“天津饭店”，至今在日本各地已有近二十处分店。
1989年他以一亿日元率先在南开大学设立王克昌奖学金，后奖学金扩大到天津市各高校，至今获王克昌奖学金的优秀学子数以万计。
早在1990年10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便授予王克昌先生“天津市荣誉市民”称号，1991年被授予永久居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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