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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陈秀元很吃惊。他告诉记者，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大寨的梯田上种的都是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旅游业。
“正如城乡断裂一样，农村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副书记蒋恩铭告诉记者，“这几乎颠覆了我们对农村的传统印象。”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名师生分成10个小组，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一起，分别在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安徽、天津、河南、江苏和广东等地的20个行政村，开展了一项关于新农村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整体，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乡村里的社会分层之清晰，并不亚于城乡分化。
相差12倍的人均年收入
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带领的小组来到河南，对著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南街村和它附近的三朱村进行了调查。
“南街村从1996年开始实行公费医疗，村民按照星级标准报销。”卫生所办公室主任李世洪介绍说，“在南街村看病很方便，村民有病了就来咱这个村卫生所，卫生所看不了的病，咱就去县医院、市医院、省医院，甚至去北京、上海的大医院。”这一切，只需要拿着村卫生所印制的“南街村村民医疗证”和相关就医证明就行。
而在相隔不远的三朱村，调查小组发现，在他们逗留的两天时间里，村办卫生所的大门一直紧闭着。有村民告诉调查者，在这间只有十余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只有几样简陋的医疗设备，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仅限于解决头疼脑热之类的“小毛病”。至于其他的医疗费用，只能由村民自己负担，村里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其他的医疗保障。
类似这样的差距，在本次新农村调查中还有很多。
在这项调查总共涉及的20个行政村中，2005年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20元，而在陕西省的南泥湾村，去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526元。从这一项统计数字来看，二者就相差了近12倍。
按照人均年收入，调查组将我国农村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庄，被划分为“第三世界”。
农民远离土地才能致富？
自古以来，农民的标准形象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然而本次调查却发现，41.6%的农民已经不再种地了。这表明，耕种已经不再是农民普遍的生活来源。
7月2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300万。这位负责人还透露说，近10年来，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被征地农民已经超过4000万。
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渐渐远离了土地。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
“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村，农民种地的比例越低。”调查组采写指导、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周海燕说。
调查显示，在“第一世界”的村庄中，还从事土地耕种的农民只有26.6%，而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这一数字分别为74.9%和80.2%。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陈秀元很吃惊。他告诉记者，因为退耕还林，现在大寨的梯田上种的都是树，经济发展的重点也转移到了旅游业。
“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仅仅依靠种植业肯定不行。”周海燕说。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外出打工日益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到了农村才发现，现在的土地大都是老弱病残在种，青壮年都在附近的企业上班，或者干脆外出打工了。”蒋恩铭说。
调查显示，在“第一世界”的村庄中，有22.9%的家庭最主要收入来源是“自营或合营的工业企业”，只有2.3%的人选择了“耕种粮食作物”。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处于“第二世界”的村庄中，22.6%的家庭最主要收入来自外出打工，15.7%的家庭主要依靠耕种粮食作物。而在“第三世界”的村庄，35.7%的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粮食作物的耕种，18.9%的家庭主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生活。
“在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到，政府首先考虑的，或许是应该如何让农民能够真正从农业生产中得到财富，以‘农’富农，而不是继续站在工业化道路的边缘，徘徊在‘农’与‘非农’之间。”周海燕说。
住窑洞还是住别墅？
“在陕北，绝大多数人住的都是窑洞。”社会学系大三学生孟庆延原本以为，窑洞的条件差，人们肯定是迫不得已才会住在那里。“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居住条件还是挺满意的。”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地方政府将“统一规划，集中居住”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许多地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早就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个别经济条件好的“明星村”，盖起了一排排小别墅，甚至建起了网球场、高尔夫球场。
“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指标’，不顾农民实际需要进行强制拆迁征地。”调查组师生几乎一致反映，这已经成了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
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个说法。数据显示，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人们越是对居住条件感到满意(满意率分别为83.9%、75.0%和67.4%)。可从总体上看，尽管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别，但大多数村民对自己目前的居住条件均表示满意。换句话说，改善居住条件并不是眼下农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通过实地调查，我有一种感觉，‘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可能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生活习惯不相符，如果强制执行有可能损害一些农民的实际利益。”周海燕总结说。
教育才是发展的一线生机
在陕西省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的田博拿着初中毕业照，挨个回忆班里同学的去向。“班里有48个学生，现在还继续上学的只有3个。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就一直待在家里，等着结婚了。”他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孩子上学。”
新农村调查组发现，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村庄。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方，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都由村里承担，有些还替考上大学甚至出国留学的孩子支付学费。
江苏三房巷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卞赵峰就一直享受学费村里报销的政策优惠。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上大二，家里就没有给他支付过一分钱学费，惟一需要自己承担的就是每个学期的杂费和平时的生活费。
这就是农村分化的典型对比。处于“第一世界”的村庄经济发达，不仅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还能进一步吸引人才，促进本村经济更好发展。而在另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贫穷、辍学、劳动力外流、进一步的贫穷……
调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高中、大学，成为眼下困扰农村家庭子女教育的最主要问题。个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乡村，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的失学、辍学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达到15.9%。
“对于广大农村学生来说，在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情境下，仅仅完成义务教育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他们所考虑的，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是通过接受教育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境遇。”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说，“越是贫穷的地方，这种改变就显得越重要。”
“现在我们想拿钱换环境了”
“都是赵书记领导得好。”在山东省东尉村，新闻传播学院大二学生钱伟听到村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开始我以为他们说的是场面话，但接触多了才发现，这其实是他们的真心话。”之前，钱伟根本想不到村领导的个人魅力对村子的发展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他们对村领导的敬重几乎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
“很多农民都说，他们需要一个能带领大家致富的村干部，哪怕这个村干部独断专行。”不少参与此次调查的南京大学学生都这样告诉记者。
他们采集回来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人们对村干部的要求都是“能为村民做实事”。调查发现，认同这一点的受访者达到70.1%。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增加收入”当成自己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是那些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村民，提高收入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头等大事。“这或许能说明，农民增收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杜骏飞说。
至于接下来的需求是什么，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处于“第三世界”的人们更愿意首先改善教育(40.4%)，而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大多数人认为改善环境是增加收入之外的当务之急。
一个依靠工业发展起来的地方，环境污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老百姓不愿意拿生命代价去换取金钱！”60岁的河南省小河村村民王忠保拍着大腿，放缓语速说。他经营的农机修配门市部就在二支排旁边，距离不到20米。二支排从小河村中央流过，村民都管它叫“臭水河”。河的上游流经七里营镇的南新庄、刘店、刘庄等化工业、造纸业聚集地，掩藏着30个左右的排污口。由于当地土质多为沙土层，受污染的河水不断渗透进地下水，严重影响了小河村村民的饮用水。
据村民反映，1999年到2002年，连续四年井水水质检测没有合格。2005年9月，有村民把抽样井水送往卫生防疫站检测，报告显示，抽样井水的浑浊度、铁含量、大肠菌群以及细菌总数都超标。
“这确实反映了当下我国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被不可逆转地破坏和恶化了。我们在调查中，有些村民甚至开玩笑说‘以前是拿环境换钱，现在我们想拿钱换环境了’。”研究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本次调查中，还是有87.8%的村民认为，“农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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