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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从红军告别养育过他们的红色根据地开始的。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先后从赣南闽西、从川北嘉陵江、从豫东南、从湘西踏上了漫漫的远征之路。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双脚将踩出一段举世无双的壮举——1936年10月，当四支红色大军在黄土高原上紧紧相拥时，他们的远征从此有了一个辉煌的名字：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新华社四支小分队分赴四支红色大军长征出发地，与当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一起，再现那场伟大远征的第一幕。
1934年10月16日，江西于都——中央红军出发
10月10日起从瑞金、兴国等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在10月16日晚汇聚到了于都河畔东门渡口。
当年只有7岁的丁张发紧依在爷爷身边，盯着眼前快步走过浮桥的队伍，希望能从中找到父亲的身影——他听说，父亲前些日子在反“围剿”中负伤了。
“全城的人都来了。”丁张发回忆说。
很多人都与丁张发一样，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亲人——在丁张发的家乡于都，先后有6.8万人参加红军，几乎每个家庭都与红军有着直接的关系。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就像这首闻名遐迩的歌曲所唱的，这个雁阵惊寒时节的血色黄昏，从此成了多少人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再次回到家乡都是15年后的事了。”老红军钟明到现在还后悔当初没有回到离渡口不远的家中看看。
他回忆，虽然没有人告诉他这一次要走到哪里去，但自己却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行军——空了许久的子弹袋都装满了，每人都背了大量粮食，身上挂着好几双当地群众送的新草鞋。
其实，撤离苏区的迹象早已露出。这年5月，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扩红”运动。7月7日，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进发。8月7日，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中央红军在赣南这块曾经养育过他们的红土地上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了。”在红军医院工作的钟明发现，连体型巨大的X光机都带上了。在长长的队伍中，还有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
从10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率8.6万人的红色大军踏上了远征之路。一年之后，当钟明跟随毛泽东到达陕北时，他们的队伍仅剩7000人。
和钟明一起长征的于都籍战友中，有16336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或后来为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的征战中。而与钟明家乡相邻的兴国县，仅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就有12038名……
如今，随着长征大桥、红军大桥的建成，于都东门渡口已经废弃。但多少年来，钟明老人还时常在傍晚漫步在渡口旧址，看着夕阳下平静的河水缓缓流动。
83岁的丁张发老人一次次拒绝了随子女到城里居住的建议，执意住在渡口边的老屋里，守望着“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
虽然，丁张发后来得知父亲在长征前就已经牺牲，但老人确信，耸立在渡口边的这座纪念碑，就是人们为他的红军父亲和众多与父亲一样为红色理想而付出生命的人建立的。
1934年11月16日河南罗山县何家冲，红25军出发
浓浓夜色的掩护下，一支2900人的队伍冲出遮天蔽日的密林，悄悄向西进发。
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88岁的何国忠老人，坐在有着800多年树龄的巨大银杏下，用手向周围划了一个大圈：“原来这里白天也见不到太阳，都是密密的老林子，国民党部队根本不敢进来。”
老人回忆，11月17日清晨，当他像往常一样给红军送豆浆时，却发现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一个也不见了……
三面环山的何家冲位于大别山北麓，何国忠记事起，红军就在这里帮着穷人闹革命。对于这个喜欢红军的娃娃，这一天有点突然。而对红25军来说，这一天却是经过周密计划的。
1932年组建的红25军在大别山越打越强，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重兵“围剿”，生存出现了危机。
中央的指示随着程子华的到来传到了红25军：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至于去哪，则由红25军自己决定。
92岁的李天忠，曾是红25军军部卫生员：“部队迅速向何家冲集结，每个人一个碗口粗半米长的粮袋子，伤员全送到了百姓家里。老人全都要留下，军部只带走了一个会理发的老头……”
就在那棵历经沧桑的古银杏树下，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孤军开始长征，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
四支长征队伍中，红25军人数最少，但弹药充足。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远征10个月的他们反而越打越强。
李天忠回忆，在路上，他们时刻关注中央红军的消息。军领导多次说：“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部电台，这样才能得到中央的指示。”
当得知中央已转战到四川，有可能北上时，1935年9月，艰苦转战近万里的红25军先期到达陕北，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因此，毛泽东后来称赞徐海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
今天，距京珠高速公路仅几公里的何家冲已不见当年的密林，只有何国忠老人家门口这株历经沧桑的古银杏树，作为红25军长征出发的见证，依然高高挺立。
1935年3月28日，四川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出发
嘉陵江在苍溪县城外3公里的地方拐了一个大弯，这就是著名的红军渡。
与中央红军的起点相似，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也是从越过一条河流开始的。
1935年3月28日起，近10万头戴斗笠的大军跨过嘉陵江，开始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5个月前，当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远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刚刚取得了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的胜利。
“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今年91岁的杜万荣老人记得，为了渡江，红军专门成立了直属水兵连。
20岁的船工之子杜万荣被任命为连长。
“船早被敌人破坏了，我们只能用竹筏子架浮桥。河水那个冷啊，我们喝了烧酒都冻得站不住。”杜万荣说。
晚9时许，担任渡江主攻部队的第30军在塔山湾主渡口，秘密将红军造船厂建造的75只“五板子”船轻轻推入江中，强渡抢滩，撕开了四川军阀的西岸防守。当天深夜，杜万荣奉命过江潜伏。他和两位战友一直摸到敌人的工事里，端掉了敌哨兵。
与此同时，右翼第31军，左翼第9军，也在鸳溪口和阆中以北渡口直插嘉陵江西岸。
“枪是嘎嘣嘎嘣地响，一群群红军从江里冲上来，人喊马叫。”居住在剑门关镇志公村的86岁老人蒲仕凡，是当年目睹红军夺取剑门关的放牛娃。
4月2日拂晓，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部仅用半天时间，就击溃了守在剑门关的3000敌人……
历时24天的渡江作战，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川北，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各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为支援红军，19岁的敬文青和几个女伴各自背上70多斤的荞麦、玉米，从家门五龙寨走到100里外的坝底堡。
“我走前，她们在后，来来回回背了七转。”今年90岁的羌族老妈妈敬文青说，她两个兄弟就是背粮背进红军队伍里的。
在川北，像敬文青这样为长征大军背粮修路的各族群众多达5万，他们中不少因此献出了生命。
1935年11月19日，湖南桑植刘家坪——红二、六军团出发
军号声划破了湘西刘家坪傍晚的宁静，红军集结出发了。
91岁的老红军肖瑞林还记得乡亲们送行的情景：有的手中提着葫芦装的苞谷酒，有的挎着满篮子橘叶包的糯米粑，有的拿着精心编制的布草鞋。
房东大嫂赶过来，把一双草鞋塞进肖瑞林的怀里。肖瑞林逗了逗大嫂怀里那个不满两岁的孩子，跑向自己的队伍——20岁的肖瑞林此时是红二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干事。
自从1934年10月，任弼时、肖克、王震带领的六军团从江西转战而来，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二军团会合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这支红色队伍的围剿。此刻，30余万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压来，把他们挤压在了龙山、桑植、永顺间一片狭小地区。
11月4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这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二、六军团领导人还不知道，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已退到川康边界。
距刘家坪15公里的洪家关就是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的故乡。
“出发前头一天，他骑着马来找我的父亲：‘幺叔，明天就要走了，你准备好了没有？’”83岁的贺文首回忆。
贺文首的父亲贺勋臣，是贺龙的叔叔，也是最早跟着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村民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随贺龙回到家乡。
“母亲、二哥和我送父亲走到村口。贺龙对母亲说：‘幺婶，不送了。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父亲跟着贺龙纵马扬鞭离去的形象，从此深印在了贺文首的脑海中。
“随着贺龙率部长征，整个贺氏一族，留下了80多位寡妇。”贺文首说，红军长征后，洪家关三度被烧，自己也度过了6年东躲西藏的日子。
红六军团的出发地，在距刘家坪几里远的瑞塔铺。
远征，对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来说，已不是头一次了。1934年8月7日，六军团率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西征。南昌起义时，贺龙任总指挥，21岁的肖克担任连指导员。今天，他们又携手并肩，踏上了远征之路。红二、六军团于1936年7月5日，在长征路上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3个月后，他们在今天的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出发时1.7万人的部队仍有1.3万，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损失最少的部队。毛泽东说：“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此刻，出发时20.6万的四支长征大军，还剩5.7万人，总行程6.5万里，途中进行的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就有120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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