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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最近作出了一个“吃螃蟹”式的决定——将7月22日盐津县地震中遇难人员数量以及名单通过互联网向全社会公布。这是继2003年“非典”首次以最快速度向全社会公布遇难人员人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打消群众心中的疑惑
7月24日上午，盐津县67岁的李兰花老人生平第一次上网。在14岁孙女儿的指导下，李兰花老人端坐在电脑前，用有些颤抖的左手点开云网首页。页面上“云南盐津震亡人员全部名单”一下子跃入老人的眼帘，此刻的李兰花早已是泣不成声……在7月22日那场可怕的地震中，她的二儿子和儿媳、小女儿和女婿以及只有6个月大的外孙子再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看过她。
直到云南通海大地震30年后的2000年1月5日，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
既然能够公布死亡人数，就应当知道这些死亡人员的基本情况，当然也就能够把他们公布出来。而这样做，却是在公布死亡人数基础上的又一个大进步，必然会提高死亡数字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灾害信息的透明度。
“灾难过后，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灾难中我们有多少亲人遇难，之所以将遇难者人数改为遇难者名单，主要是为了打消群众心中的疑惑。”副省长孔垂柱的解释，当天就换来了一片掌声雷动。互联网上，社会各界的主流观点是：地震后两天就公布了死亡人员全部名单，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处理灾害、疫情等突发事件上的巨大进步。
死亡人数不应是秘密
纵观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灾难，灾难中的死亡人数以前一直被当做国家秘密，不对外公布，有的也是事发多年后才公开。
许多人至今对1998年的春节期间发生在山西朔州的那起震惊中外的“假酒案”记忆犹新，由于勾兑酒精的甲醇严重超标，致使山西朔州、文水两地数百名群众在喝了这种散装酒之后出现酒精中毒。整个春节期间，悲痛笼罩着山西的许多家庭。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立刻轰动了全国。但当地媒体对外公布的数字却仅仅是“出现不良反应的只有7人”。此报道深深地刺痛了读者和受害人，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喝到了假酒并出现不良反应的人数是公布人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类似的灾难处理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唐山地震前6年，中国还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地震，那就是通海大地震。为什么这场地震很少有人知道？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政府对灾害的处理方式主要以保密为主。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才首次披露这场7.7级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而唐山大地震，也是3年后才公布死亡24万多人的。
对灾情的认识加深
中国为什么能够将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隐瞒”传统摒弃了呢？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道出了其中原因：“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预防和应对各种灾难的能力不断加强，而面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发生了巨变，能够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灾难。心理承受能力强了，对灾难所带来的破坏也就能够接受了。”周教授说。“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典’之后，中国人对灾情的认识突飞猛进。”周教授告诉记者，2003年的“非典”发生之后，起初人们对“非典”这种可怕疫情充满了担心和恐惧，然而经过政府各级部门的正确引导和媒体的宣传，人们有了应对“非典”的足够知识，很快就打赢了这场战役。
“社会是群众的社会，疫情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群众呢？群众有权利知道灾难的真实情况。”临危受命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出这句话时，许多在场的记者将手中的采访机、相机以及摄像机放在地上腾出双手为市长鼓掌。
有了“非典”之后的成功经验，全国各地开始将灾难后的处理方式正式放开。之后，中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矿难、瓦斯爆炸等灾难，而第一时间公布灾难，是每一个灾后处理小组所做的事。
也要公开人员名单
国家不把灾害死亡人数当做国家秘密，就是希望及时公布死亡人数能达到唤起全社会抗灾救灾的意识，并以此消除灾后社会上的各种谣言。但近些年来，有的地方灾后即使公布了死亡人数，但谣言还是不断。为什么呢？主要是很多人还适应不过来，不相信政府会把真实数字公布出来。另外，有的地方虽然公布了死亡人数，但还存在数字不实的情况。
如何让群众相信政府公布的灾害死亡人数，如何杜绝在灾害死亡人数上作假？“解决办法就像云南一样，公布死亡人员的名单和地址就是好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马跃表示：“对群众而言，只要发现一个死亡人员名字不在政府部门公布的名单上，那么就说明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不够准确。对政府部门而言，也增加了压力。”
此间有文章分析认为：既然能够公布死亡人数，就应当知道这些死亡人员的基本情况，当然也就能够把他们公布出来。而这样做，是在公布死亡人数基础上的又一大进步，必然会提高死亡数字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灾害信息的透明度，增强政府的威信和对舆论的调控能力，更有利于营造人心稳定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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