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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老师，其实我一直用着北京时间的手表。”16岁的四川女孩简(Jane)，不经意间说出自己的秘密。
怎么可能，差5个小时呢！陶理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已经在新西兰留学两年的中学生，居然一直守护着“北京时间”。
“那不是很不方便吗？”她问。
34岁的陶理，圆脸、直发、语速极快，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反映新西兰小留学生生活的纪录片。她曾是温州电视台一档纪录片节目的制片人，2000年起到新西兰留学。
“可是我觉得国内的时间更重要一些，”简回答得轻描淡写，“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什么的，不用换算了……”
陶理的好奇心被唤起了：这一定是个有故事的孩子。
起先，陶理对简并不感兴趣。在留学生的休息室，简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看着手机短信，或者不声不响吃一碗泡面。她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也很少和当地同学来往。她只把自己设定在一个小圈子里，上课、下课，和几个同样怯生生的中国小留学生做朋友。
这样一个怯生生的、平凡的女孩子，能拍到什么呢？陶理当初心里直犯嘀咕，也许只要5分钟就拍完了。
“我其实常常一个人去溜冰。”简说。
于是陶理跟她一起来到海边。简套上一双黑色溜冰鞋。当她欢快地滑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时，镜头中的简，是调皮的、活跃的、奔放的，甚至有点小男生的模样。
在其后面的拍摄中，简的故事所爆发出的力量，完全修改了陶理对这个女孩的第一印象。
简的母亲是四川资阳一个颇为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成功之后，她有了很自然的选择，渴望简能实现自己少年时没能实现的梦想：留洋！母亲希望简学成归国帮助自己管理企业。
大任在肩的简心里明白，即使再痛苦，咬牙也要走完自己的留学之路。海边独自溜冰，唐人街品尝川菜，和家乡朋友们在线联系，这些在旁人看来毫不精彩的留学生活，支撑着简的寂寞青春。
几乎每天，按时做完作业后，她便和老朋友在网上见面聊天，甚至继续在线“参与”他们的生活。
陶理的摄像机记录下这样的镜头：
“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吗？明天？好，明天3点。”手持电话的简坐在写字台上，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你要想想唱什么歌给我听哦。”
“好爽啊！”简一边挂掉电话，一边忍不住啧啧嘴，感叹道。她陶醉在刚才的快乐中，笑着坐在桌边发起了呆。
简告诉陶理，她觉得，人出生在哪里就是哪里的，改变、融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去几乎毫无可能。她固执地坚守着眼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自己终归是要回国的，如果在这里有了很好的朋友，那么，离开时会有太多伤痛。因此，干脆放弃”。
简的留学之路，变成了一条纯粹的“学习”之路。为此，她在平常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形象：一个活跃的、充满领袖意识的“孩子头”形象。
简说，想看清真实的她，只有让她回到自己的家乡。因此，陶理决定跟随简回家过年。
回国之前，简用学校短假去了趟南岛。她打算把南岛美丽的风景拍下来寄给远方的母亲作礼物。然而到了海滩，简却情不自禁捡起一根树枝，在沙滩上一笔一划写下了一行大字：MISSCHINA(思念中国)。
陶理被深深震撼了。
春节前，陶理如约来到简的故乡四川资阳。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为了迎接春节，城里挂满了红灯笼。
简开着一辆白色丰田来接陶理。换下校服，简像换了个人似的。在她的车里，坐着几位好友。陶理一眼认出其中几位，是新西兰在线的几个熟悉的“陌生人”。
简充满骄傲地介绍自己的朋友。此时，她笑容满面、悠闲自得。她拒绝说英语，甚至不说普通话。她开车带陶理四处看，一路上强调：川菜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川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孩。
国外生活对简毫无吸引力。她边开车边告诉陶理：“在别人眼里，我的家乡可能只是个很土、很平庸的地方，但是对我，它就是最好的。你能理解吗？对我而言，生活在这里才有生气、有发展、有价值。如果我留在海外，就是等死。”
简和朋友们去了一个简陋的小歌厅唱歌。在新西兰从不唱歌的简抢先点了一首歌：屠洪刚的《精忠报国》。
在幽暗的歌厅里，简的歌声透过黑暗，如金石掷地有声。唱到“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的时候，她挺直身体，目光专注，那声音荡气回肠。此刻，一种奇异的、刚烈奔放的情绪，如火焰一样燃烧着她年轻的面容。
爱家乡对简似乎是一种本能。陶理说，作为简的老师，手持摄像机站在黑暗中一直拍摄她的激情时刻，对比她在新西兰的低调、甚至怯懦，“受到一种非常大的冲击”。
陶理说她永远不能忘记，在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中，有一只特殊的手表，永恒凝固在北京时间。
寂寞青春
在陶理看来，简的故事，代表着小留学生中“拒绝融入”的一类。但大多数小留学生却与简不同，他们会主动尝试融入当地的校园、文化，尽管融入的过程伴随着挫折和痛苦。
一个下雨的黄昏，陶理路过惠灵顿火车站。小站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中国小留学生，抱着双肩，独自守着一个大箱子，坐在那里瑟瑟发抖。正是那一刻，她萌生了拍一部小留学生纪录片的念头。
那是2004年，陶理从新西兰的维多利亚大学电影专业毕业不久，在惠灵顿一所主流公立中学担任留学生督导，工作是定期和小留学生沟通，听他们倾诉，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异乡生活。
“我觉得他们是格外需要关心的一个群体，独自一人在异乡生活，并且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生存。这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陶理说。
据新西兰大使馆公开的材料，那一年，教育出口已经成为该国第四大出口产业。在新西兰高达17亿新元的教育出口收入中，中国人贡献了其中的8亿新元。2003年，新西兰海外留学生总数为8.2万人，其中中国学生有3万多，占36%。而在这些中国留学生中，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陶理注意到，与以往的留学生不同，这些小留学生，大多被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甩出了“第一方阵”，有的甚至被甩得很远，但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错。多数小留学生不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
而在此之前，随着新西兰几所语言学校的倒闭，以及惊爆于小留学生间的几起凶杀案和绑架案，国内媒体充斥着对小留学生的消极、负面评价。在一些人眼中，小留学生似乎与娇纵、奢侈，甚至堕落画上了等号。
陶理并不否认部分小留学生“垃圾行为”的存在，但在她看来，这只是这个群体中很小的一个片段。“做一个拾垃圾的记录者，大肆渲染一番，扔在两边的主流社会面前，这不是我的目的”。
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留学生，也曾有过在陌生文化苦旅中艰难摸索的经历，回过头看小留学生这个群体，陶理充满了关切和同情。她说，拍纪录片其实是一种关怀，“自发的拍摄就是自发的关怀”。
她把这当做一种责任，希望自己的影片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小留学生的真实生活：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有着怎样的欢笑与眼泪？他们主要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又有怎样的收获？
“要知道，青春期出国留学，被挑战的不仅是小留学生的青春，更是中国的教育价值观。”陶理说。
于是，便有了一个黑发女子，肩扛摄像机，不知疲倦地游走在新西兰一所主流公立中学的身影。尽管开始她并不知道能拍到什么，而一旦扛起摄像机，她发现故事竟像水一样自己流了出来。
陶理发现，大部分小留学生的成长，都经历过相似的4个阶段：1.思乡／封闭；2.尝试融入另一种文化；3.在两种文化之间困惑、摇摆、蚕蜕；4.回家／带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重新面对自己的母文化。
思乡是每个小留学生头一年必须要过的坎儿。陶理的镜头记录下来自深圳的17岁男孩凯(Ken)的故事。
父亲节前一天，凯买了一瓶酒和一张卡片，准备送给寄宿家庭的父亲德里克。父亲节那天一大早，凯发短信告诉陶理一个好消息：惠灵顿一家中餐馆要他去做服务生。他高兴极了，一早就去见工，当天就开始工作。
下午4点30分，凯终于结束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工作，长着青春痘的脸上挂满了成就感。回到家时，寄宿家庭的妈妈切西早已在厨房忙开了。“手指好累啊！”凯一边活动着手指，一边乐滋滋地与切西分享自己的喜悦，“我的工作是给客人倒茶、洗碗、端盘子。”
凯一遍一遍地把自己的感受与寄宿家庭的每一个人分享，包括5岁的孩子小乔。他带着陶醉的表情蹲在小乔面前，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今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1小时可以赚6块钱，干了4个小时。虽然很累，但我很为自己骄傲。知道吗？小乔，等你长大了，也会拥有属于你的第一份工作。”
小女孩面无表情地看着凯，她看上去根本不知道凯在说什么。
与大家一起吃过晚饭，把礼物送给德里克后，凯回到自己的小屋，拨通了爸爸的手机。可爸爸正在出差途中。信号不好，于是说了几句便匆匆挂断。
放下电话后，四周忽然变得静悄悄的。凯把电话卡在手中揉来揉去。就在那一刻，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恍惚中，他又把电话拨给了妈妈。不巧，妈妈刚好也不在。
凯放下电话，却抑制不住思亲之情。待再拿着电话，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凯站起来，决定摆脱伤感的情绪，于是回到客厅里。切西关切地问：“和爸爸妈妈联系上了吗？”
凯勉强笑笑。这时候，屋内灯火温柔，切西一家三代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凯又一次悄悄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迷惘和失落的表情。他静静坐在小床边，双手握拢，不知如何是好。几分钟后，他再次站起来，像是掉到水里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一样重新走出小屋，试图回到那个温暖、明亮、充满“家”的温暖的客厅。
可是，当他走出屋子，走在黑黑的走廊里的时候，客厅里传来欢笑的声音，切西一家用英文谈笑的声音使他却步了。
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小屋，打开电脑，将内存的父母照片一一调了出来，一个人悄悄看着。电脑里面，爸爸妈妈微笑着站在中国南方一棵鲜花盛开的桃树下，似乎正在等待儿子回家。
这时，凯突然“啪”地关掉了屋子里惟一的一盏灯，趴在桌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他或许完全忘记了陶理的存在，但也许，正因为有陶理在黑暗中的陪伴，才给了他一个肆意宣泄的机会和理由。
哭过之后，凯站了起来，打开了灯。他恢复了常态。
“他让我想到一个词‘Isolation(隔绝)’。在别人的文化里，融入常常是片面的。”陶理感慨。
在陶理以后的镜头里，凯已摆脱了思乡的情绪，性格上经历了一个清晰的转变过程：越来越开朗、活泼。一年后再看到陶理拍的这个片段，凯笑得前仰后合。陶理说着，自己也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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