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表决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决定草案。中国开展国家合作，遗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封堵贪官外逃之路。
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反腐败呈现新特点，反腐败的重点从反权力腐败转到了反商业贿赂。
文章称，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对于社会诚信而言，商业贿赂收买的已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操守，甚至收买了一个个行业、领域、部门的商业道德和政治道德，商业贿赂已经成为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大敌。
对权力滥用和商业贿赂犯罪的控制与治理，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权力腐败与公务、商事领域中的“权钱交易”、职务犯罪，更是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自1989年开始，中国立案查处的职务违纪、犯罪的案件数量逐年递增。这反映出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职人员职务违纪、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及其实际控制状况。官员腐败甚至呈现出“前腐后继”的态势，通过司法惩治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向功能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我们在权力的分散配置和制约机制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缺陷。
从现实情况看，在当前，中国商业贿赂案件又出现了高发态势，并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形成交织状况，犯罪领域在重点行业突现的同时，开始呈现普遍化的发展态势。贿赂手段的多样化和行为方式的连续性、隐蔽性及关联性，都表明治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形势更为严峻。
商业贿赂，这是一种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它利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商业贿赂实质上收买的是“权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个个都是权力垄断部门和经济决策部门。可以说，哪里涉及商业审批，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机会”；哪里有购销权，哪里就有商业受贿的可能。治理商业贿赂，根本要治“权”，要把重点放在查处公务人员利用行政权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上，解决好“权力寻租”问题。
治理商业贿赂遭遇“界定难”和“治理难”，与法律、制度不完善有关，更与商业贿赂无处不在的“收买”有关。商业贿赂“收买”了法律在公民心中的威严，“收买”了企业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规则，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心靠产品质量、价格、服务胜出，而是致力发展“关系网经济”。信仰“关系”胜过信仰“规则”，对于正在建设的法治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力“腐蚀剂”。
纵观那些商业贿赂的“重灾区”，之所以会出现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行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往往既是权力垄断部门，也是制度设计部门。于是，在防范权力寻租和商业贿赂以及进行权力约束和监管制度设计时，由于部门利益作祟，这些制度的弹性空间就比较大，或者是制度设计虽然完善，但执行力度的弹性却比较强。
据透露，今年国家发改委将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排查和防治权力部门、权力岗位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国家发改委将以重大事项决策和执行、人财物管理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重要岗位、关键环节和人员的行政监督，特别是内部制约监督。重点加强对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和大额资金安排等权力的制约监督，着力形成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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