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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发现鸡、鸭患了禽流感，可以采取的正确措施之一就是在疫区内捕杀飞禽。这两年，欧洲、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人类的生命毕竟要比这些飞禽走兽更宝贵。但是，被捕杀的如果不是鸡鸭而是狗，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最近山东省济宁市政府决定通过捕杀狗来遏制狂犬病传染这件事，在西方媒体和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的眼中，就成了一个影响中国形象的国际问题。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今年以来，狂犬病在济宁市造成16例病人死亡，当地政府决定捕杀出现病例的村庄5公里以内的狗，以遏制狂犬病的传染。当地政府这样做，是有着一定的科学依据的：资料显示，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95.88%，高居甲、乙类传染病的首位。它曾袭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夺走过数千万人的生命。
但是，《洛杉矶时报》、“美国之音”、《金融时报》、《卫报》等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却不像先前报道防治禽流感时那样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而是把前不久发生在云南的杀狗控制狂犬病疫情的事联系起来，营造出了一个中国出现“杀狗事件”的氛围。它们的报道中虽然没有激烈指责中国的言辞，但无不通过采访当事者表达对当地政府“杀狗”的不满。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如“美国保护动物协会”，还专门发表文章，并呼吁中国对狗应该更加“人道”一些。8月4日《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相关报道还引用一位“动物福利国际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发言人的话说：“政府必须拿出处理这种现象的一种理性和人道的方式……这类极端的行动只能玷污中国的国际形象。”
其实，不用这位发言人说出来，“杀狗”这件事经过西方媒体的报道就已经在破坏中国的形象了。因为在“杀狗”这件事上，他们不必太费心就能唤起本来就把狗当作人类最好伙伴的西方民众的恻隐之心。西方媒体目前拥有国际话语权，多数西方的民众了解中国，除了看他们自己的报纸电视，没有其他更好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些“深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塑造的。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只剩下被动接受的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媒体和相关政府与民间机构进行反驳。理由很充分：你们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中国很大，不仅狗多，而且人口稠密。一旦狂犬病真的大范围流行，后果不堪设想。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狗命重要？其实，西方肯定不清楚中国有多少条狗，每天又以多少条的速度在增加，管理这些狗，给它们打疫苗、清理粪便，又得花去中国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且这些花销是否是现在的中国百姓或者政府能够承受的。以北京为例，注册登记的狗已经达到50余万，如果加上未注册的和宠物猫等，北京宠物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只。北京宠物犬的数量近3年增加了3倍，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达到几百万。现在平均北京每月被狗咬伤的人就达到了4000多人，投毒杀狗的事常有耳闻，养狗已经成为影响社区和谐的重大问题，从北京就很容易想象到整个中国是个什么情况！想让中国人像西方那样对狗呵护备至，那样完善狂犬病的预防工作是很难的，实在是因为中国的条件不具备。
笔者觉得，只要我们做了应有的解释，就不必对所有来自西方的负面报道都斤斤计较。实际上，斤斤计较也没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文化差异经常是最难弥合的，也不是仅凭解释就能沟通的，要不然“文化冲突论”怎么会经久不衰呢？狗文化的传统在西方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在西方文化里，狗的命就是要比鸡的命、鸭的命好。西方的思维逻辑首先认定杀狗是错的、不人道的，然后才会看杀狗与防治狂犬病的关系。在这种逻辑预设之下，不管是多么的有必要，只要中国杀了狗，哪怕有再多的解释，西方还会有人不理解，还会继续指责我们不人道。
在笔者看来，最明智的应对方式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而衡量的标准就是要看我们做的事是否符合大多数中国百姓的利益。在现阶段来说，杀狗确实是预防狂犬病传染的不得已之举，那就得坚持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不再会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我们应当逐步把工作的重点转向预防。至于外界的非议，假如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理由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也就没有必要太在意。如果维护国家形象要靠牺牲原则和老百姓的利益来换取的话，那样的“国家形象”还不如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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