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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遇到的是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最根本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采取的方针叫“不争论”。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争论”，又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日夫科夫在回忆领导保加利亚改革的过程时就说过，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体制改革问题时，“高级干部中除很少人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接受这个新的浪潮。”“对于许多人来说，同旧的事物、同被弃置的体制的表现决裂是一场深刻的内心抉择。……有人赞成，有人怀疑，也有人反对”，也有对原来一套准则的“留恋”。因此，“许多正确的决定都遭到了失败”。这说明，在当时，在党的核心领导层，没有一位具有胆识和智慧，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修养和权威的重量级人物，改革是难以迈步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得以顺利推进，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位重量级领导人。凭借着他的胆识、智慧和在党内外的极高威望，能压得住台，可以拍板。坚持不争论，等待实践来回答，使改革的每一步重大措施，逐步取得党内多数同志的一致认识和支持。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共党内就改革的重大步骤达到高度一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农村最早出现的包产到户，当时反对的人不在少数。1979年6月18日，万里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说:“我双手赞成。”万里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回答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后来，邓小平把这概括为:允许试，允许看，不强迫。本着这个方针，中央1980年9月召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决定由各省根据本地具体情况自己拿主意。叫“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联产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有些问题，在中央核心层意见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如特区问题。开办特区，大家都是同意的。但陈云对办特区一直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在江浙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曾认为:“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他特别指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相对来说，邓小平对开办特区更为积极。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广东、福建的三个经济特区。2月2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根据邓小平的建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省市座谈会纪要》，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确定把这三个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不只如此，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也是在邓小平的一再催促下才作出决定的。
1990年2月13日，邓小平同朱镕基谈到建议开发浦东时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2月17日，邓小平谈浦东开发问题，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同江泽民等谈话时又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比如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后来，邓小平多次谈到上海开发晚了的问题。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在上海听取朱镕基汇报时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后来又说:“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
再如，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党内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陈云表示了赞同，他当时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是，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又再次重申:“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
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以后，陈云经过多年的观察，对邓小平的谈话表示了支持。他在当年7月的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至此，中国改革的总的方向，在党的最高核心层达到了完全一致。这就为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用实践来回答。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党内高层和全党多数逐步达成一致，表明了这个“不争论”的方针是成功的。而党内高层和全党多数同志在改革大方向上达成一致，就使中国的改革不断向前推进有了重要保证。(作者：林蕴晖/国防大学；吴足观摘自《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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