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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理着平头、善言会写的梁文道，曾以多种身分出现在公众视野：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的前台长，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香港几家电台的栏目主持，香港牛棚书院院长，香港、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家华文报纸、杂志的专栏作家、出版社合伙人、社会活动的“搞手”、政府文化决策的“顾问”……其中，最被社会推崇、也是梁最在意的身分，乃“公共知识分子”。
翻开他的新书《弱水三千》，在扉页上读到一段话：梁文道众多角色中，始终有一条“脊骨”贯穿，就是走出象牙塔，以平民语言接近知识与群众，做个街坊学者。
每日两专栏 梦想死而无憾
记者问：梁文道，你如此忙忙碌碌，到底在做些啥？你的目标是什么？传说中的“牛棚书院”是虚指，还是确有所在？追求些什么？
原来，“牛棚”非虚指，它位于九龙土瓜湾，已有百年历史。港英时代，曾经作为“屠房”，之后是北来牛只检疫站，如今被政府辟为“牛棚艺术村”，置身在繁华香港的“贫民区”。
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记者依约前往“牛棚”。远远就见幢幢高楼之间，兀然立着一组红砖绿窗黑瓦平房。
走进“牛棚”，一片静寂，它由一组类似厂房的建筑组成，似独立又有关联，其中有前卫画廊、有试验剧院，还有“牛棚书院”。
梁文道的书房，在十五号“屠房”最深处：阅读的空间以一挂挂书架隔出，书桌极其简单，一块白板而已；窗很高，似气窗，光线俯射而下，听雨冥想皆佳；窗下一溜长台，安置了些音响，竟是搭在过往的“牛槽”之上。梁指看槽头尚未除去的“牵牛绳”，粗啦啦挺“原味”，果然是与众不同的“镇宅之宝”。
就在这间书房，三十五岁的梁每天在传统方格稿纸上，用秀气笔迹至少手写两篇专栏文章，用他渐渐高起的知名度，传播一些“推动社会有所改变”的观念：“时间很紧，要做的事情很多。我的梦想，就是在死前能自忖，该做的已尽力，可以无憾！”
“牛棚”打通象牙塔与民间
“书院”起名“牛棚”，让人联想到内地文革期间知识界惨痛经历。不过，梁是想知道，拿着政府高薪的知识界人士，是否有可能再次走到民间讲讲他的学问，也从不是同一阶层的民众处，学得些未曾学过的知识？
梁给记者讲曾感动他的故事：
二000年，“牛棚书院”与柏林市政府合作办“现代艺术节”。
一日，三号风球下的香港且风且雨，映着四围商厦的霓虹，二百多名下了班、夹着公事包的“同道”，走进搭在中环添马舰的大竹棚，聆听一场关于马克思生平和理论的讲座。
天上细雨，穿过竹棚，有人撑起伞，但课程继续，听者讲者，都极投入。“我和牛棚书院总监胡恩威，相视而言：‘开课吧’”，说道此处，梁显得有些激动。
于是，从二00一年至二00三年，一套秉承了传统“书院”不羁作风的课程在“牛棚”展开：既有哲人系列讲座，也有教授、作家、影评人讲怎样阅读“感动了一生的”文章，还有世界十大导演作品赏析，国内着名京剧、昆剧名角也被请来香港。最令梁得意的是，请了从不可能登上讲台的街头小贩，讲述一个小贩眼中与众不同的“香港地图”：哪里客流最好，哪里躲“扫街”最快，以及怎样的小贩车最经济实用……
“我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改变一些固有的观念”，梁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牛棚办的免费杂志《E+E》,杂志的名称孕含了许多以E开头的美好的英文词汇。
“E+E的‘使命感’是希望香港人能够不那么犬儒和SMART ASS(懒醒)，认真一点，深入一点看事物，好好的发展知识，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单单利用知识去赚钱。”这，是这本普罗文化刊物的发刊词。
“在地”香港“拼图”两岸
一个出身于七十年代的年轻人，怎么会有如此担当的胸怀？原来这个曾经立志当神父的、学哲学的青年，有着台、港两地的教育背景，而且八十年代起持续关注着内地。他，是一个善于“拼图”的人。
香港出生的梁文道，四个月大随家人去了台湾，十五岁再回到香港接受中学、大学教育，最后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研究院。
“在台湾，曾为国民党高官的外公，每个周末带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馆，看书画、看青铜、看古玩；也从来不限制我的阅读兴趣。于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化，我就潜移默化吸收了。”梁回顾说。
不停用荷兰DRUM牌烟草卷烟的梁，接着说：“影响我很深的，还有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们。我被鼓励阅读哲学书籍，并可以和神父们热烈讨论。于是，对世界的不停追问，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十五岁初到香港，梁即如饥似渴接触来自内地的历史与文化书籍，发现原来自己仅仅读了“半部史”：“我的文学里，没有当年留在大陆的那些作家，像是鲁迅、周作人、巴金、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而我读的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则在大陆缺失了。现代史也是如此，感觉很困扰、很颠覆。”
不过，很快就找到了办法──“拼图”：他将两岸文、史、哲“拼接”，拼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身处香港的梁，同时“阅读了”八十年代两岸的思想解放与启蒙；并通过大量阅读跟进西方思潮最前沿。“真的很幸福，很感激香港，她打开了我”，在三个多小时的访问中，梁一再提起这份感激，
最终，在经历了一系列前卫戏剧艺术、装置艺术、社会活动之后，梁文道走进了书斋，选择去香港中大哲学系通读哲学原着；再次走出书斋，他已不再是“愤青”，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口中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卷入社会，同时不放弃书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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