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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中国烈士第一县。一眼望不到头的名单，让我们心底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震颤——
23179名烈士，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着怎样一个惨烈的故事？
“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兴国县社联主席胡玉春说，相当于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化作的生命路标。
“我们长冈乡就有300多人参加了长征，活着回来的却没有几个。”老红军钟发镇说，自己在长征路上也是九死一生，后来在西路军蒙难后被俘，千方百计逃了出来，沿途乞讨回了家。
“那时候，当红军光荣啊！”居住在兴国县高兴镇老墟村的老红军廖国兴，至今还能唱起当年的红军歌曲：
“哎呀嘞——送郎当红军，妹妹在家里，家中事情我郎莫挂心，哎呀我的郎呀，我的郎。送郎当红军，一路要小心，保家卫国，我郎最光荣……”
73年前，正是在这样一首动人的《送郎当红军》歌声中，14岁的廖国兴参加了红军。
“我们人人争着当红军嘞。”忆当年，87岁的老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当年红军有一个师就叫“兴国模范师”。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仅来自兴国的就有2位上将、5位中将和47位少将。
毛主席曾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亲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巨匾，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
“兴国是江西开展革命较早的地方，毛主席曾7次来到兴国。”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收集党史资料的胡玉春说，在这里，毛主席留下了《兴国县土地法》《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不朽篇章。
周恩来则用“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来表达他对兴国和瑞金的赞誉。不久，苏区百姓便把这句话演绎为“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南京北京比不上瑞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瑞金曾一度改名瑞京)”。
“小鬼，好好干！”17岁那年毛主席的这句话，激励了长冈乡塘石村黄玉荣一生。“那时候真年轻呀，我们县苏维埃的姐妹们，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节省每一个钢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当时，从中央政府主席到像黄玉荣这样的普通苏区干部，没有什么薪饷。“我们每天只吃两餐，节约一餐支援前线。”
“本地干部不仅不要伙食费，还从家中带米去办公。”黄玉荣至今记得那首苏区百姓中流传的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正是从这样的干部身上看到希望，兴国人民纷纷参加红军，为着“苏维埃”而奋斗。
“可惜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90岁的黄玉荣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导致红军离开了这片红色土地。
苏区越来越小，红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
“红军集中7个主力师在兴国县城以北组织兴国保卫战，为主力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胡玉春说，陈毅在老营盘战斗中负了重伤，是当地老表用简易的青竹担架将他送往红军后方医院。
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胡玉春说，在中央苏区5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兴国先后组织军规模战斗11场，投入兵力20多万人次，歼敌4万余人。“兴国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革命烈士血染的土地；兴国县的每一座山头，都曾是埋葬敌人的英勇战场。”
为支援红军突围转移，兴国在当时80%的青壮年都已参军的前提下，又一次性扩红5000余人；苏区人民节衣缩食，捐出大量钱粮和衣物。
“当时觉得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打回来。”黄玉荣说。
在兴国山歌的凄婉旋律中，15岁的钟发镇告别了故土乡亲，踏上漫漫远征路。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
和平的阳光下，当年的兴国伢子早已成了垂暮老人。每当听起这些熟悉而富有激情的红军歌曲，老人仍会激动地站起身来。
廖国兴和钟发镇是幸运的，毕竟，经过千难万险之后，他们活着回来了。一大批与他们同时远征的年轻生命却永远长眠在了长征路上。
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军侵占中央苏区，红色根据地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96岁高龄的老红军凌联佐，至今珍藏着一个小本，它记载着老人对自己红军生涯的宝贵记忆。老人说，红军走后，敌人肆意屠杀苏区人民，全县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杀害2142人，被捕6934人，3410人不得不逃亡。
“真苦啊！”这位早在1929年便参加了红军、长征前负伤被迫留在苏区的老人说，敌人来后，自己也成了逃亡群众中的一员，直到1938年才回到家乡。
岁月悠悠。今天，70多万兴国儿女正如昔日火热的苏区时期一样，努力建设着兴国。走进这个昔日“模范县”的县委办公楼，记者发现，这个使用了近20年的办公楼中，很少能看见空调，连墙壁，也只经过了简单粉刷。
“我们正在兴起一场运动，发扬苏区作风，建设全新兴国。”县委党史办主任刘建明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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