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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时，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位接受救助的大学生。
备受瞩目的“收容所”里，再次出现了大学生的影子。不同的是，这是他们主动进入的，而这个机构已更名为“救助站”。
尊严与饥饿的冲突
广东东莞松山湖大道同沙路——市属救助站，8月21日17∶40。一个眉清目秀但衣着邋遢的男孩，正在准备拍照。这是接受救助的程序之一，因为此处要存留“落难者”的档案。
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挪过去了。在他之前的被拍照者，是一个右眼上留着长长刀疤的流浪汉。这似乎让他感到巨大落差——此前一个月，这位23岁的男孩身着学士服，神气地拍摄了学位照。他是华中某学院2006届的毕业生，名叫赵亮。
拍照完毕，对方手中的探测棒，开始贴身搜索赵亮有无“危险物品”。过关了。男孩抱着分发的席子、蚊帐、枕头及洗漱用具，走向照片上方显示的地址：B区201室11床。
东莞市救助站共有348张床位。据本报记者核实，2006年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媒体曾报道，“仅在七八两个月，就有60名大学生接受救助”——这也没错，但剩下的人并非应届毕业生，而且有些身份无法核实。
12人一室的房间里，赵亮埋头铺床。他拒绝了本报记者的拍照，理由是：“刚才被拍照……我的自尊被剥光了。”
8月20日，攥着8元钱的赵亮，仍努力维持着尊严。但1瓶水、1张饼，以及打了1个无果的应聘电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储备。这位大学生向后街走去——从邻省到东莞求职的一个星期里，他参加过3场招聘会，知道此处是打工者、流浪汉的栖息地。
“我躺在一张长椅上，把毕业证、简历裹在衣服里，面对着豪京大酒店。”赵亮说。夜里，他频频被这家4星级酒店前的汽车声惊醒，“当时我很想上前拦住几辆奔驰、宝马，也许会遇上人生的转机。”一度担任班长、院学生会干部的赵亮曾非常自信，在大学里，他常梦想做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优秀的会计师。
几乎所有的走进救助站的大学生都曾“心比天高”。某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傅铭，一直梦想着开大公司；某职业技术学院某专业2005级学生严雁，自信是做设计大师的料子。东莞救助站一位工作者说，一名被传销组织骗得身无分文的毕业生听说“要拍照”，扭头就走……
但在今天，赵亮躺在长椅上，周围不断有人上前搭讪：要不要做电工？建筑工？“在他们眼里，我和露宿后街的农民工没差别”。他们不得不选择了这个一度被视为“弱势群体聚集”的地方。但一个大学生说，当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救助，也是一种人性的关怀。
这里的一天
这里的宿舍分为A、B、C、D四个区，分别为容纳老年人、未成年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每个区有7个房间，每个房间摆放12张床；一间娱乐室，里面有电视机、象棋以及报刊。
8∶00-8∶30、11∶00-10∶30及17∶00-17∶30，是受助人员的用餐时间。在管理者的带领下，人们拿着用膳卡走到食堂前排队等候。此时也讲究顺序：老年人和儿童先入，随后是女性、男性。
“饭菜都是基本的‘配置’，不会太好，但也不差。”救助站副站长袁伟华说。比如，8月21日中午的菜是白菜炒鸡肉块，很多人都会飞快地把它吃完。但傅铭对饭食有些不满，还包括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化程度”。这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压力”——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要求过他们。填写“受助人员登记表”时，他就提出，我要帮你们打扫卫生。“我有手有脚，有知识，为什么要吃白饭？”
饭后，受助人员理论上可以打篮球，但袁伟华并“不提倡”，他们担心有人打出急性阑尾炎。自愿接收救助的原则，催生了一群职业“跑站人”，这大大增加了救助站的财政负担，因此不能再滋生无谓的消耗。
来自西北的吴宪跳过了饭后的“聊天环节”，走出食堂后，他便一头栽到床上。对他来说，半睡半醒的状态最能打发时间，他还梦到朋友给他送来了回家的车票。赵亮不愿在吃与睡中“混日子”，他打算在此期间，看完随身带来的《企业管理》。严雁时刻盯着娱乐室里仅有的一部电话机——按规定，每人每天可打一个长途电话，通话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她不管这么多，直到被工作人员强行切线。晚上，这个女孩与另一名大专毕业的姐姐挤在一张床上睡，“不然我睡不着，其他人都好陌生，我害怕。”
“但我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傅铭说。“驻站”5天中，他没有与其他3名应届毕业生“扎堆”，而是广交朋友，新朋友中，有被卖到东莞做“包身工”的海南农民，有职业“跑站”的残疾人……
“我喜欢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传奇经历。”傅铭说，“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按照规定，接受救助者最多可以在此呆10天。之后，工作人员会为他们买好回乡的车票。“但对绝大多数大学生，只在这里住两天，朋友和同学就会送钱过来。他们一般不会告诉父母。”袁伟华说。
而当离开这里时，他们或者低着头，或者飞快地跑出去。“我们很想尽快摆脱这里，”一位被救助的大学生说，“但工作的压力却难以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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