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孟母堂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
资料图片：2006年7月11日，一位孟母堂的学生正在背诵古语
资料图片：在孟母堂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孩子曾有12位，最大的12岁，最小的4岁
资料图片：2006年7月11日，孟母堂的孩子们正在举手念起古语表示开始用下午餐
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 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
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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