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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党总部被炸前，其总书记纳斯鲁拉首次接受中国记者专访
他行踪飘忽不定，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他出门乘坐高级防弹车，而且车速极快；他的行踪属于高度机密，只有几个亲信才知道其去向……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哈桑·纳斯鲁拉，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
担任总书记14年来，纳斯鲁拉率领旗下的8000多人跟美国和以色列展开较量，数次险遭暗杀。但他强硬地表示自己不怕死，并宣称为了黎巴嫩的安全，真主党绝不放弃武装，因为“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时刻存在”。
美国视纳斯鲁拉为“恐怖头目”，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对手。他率领下的真主党为黎巴嫩穷苦百姓盖医院、建学校，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真主党拥有自己的电台和报纸，在黎巴嫩议会中占有9个议席；真主党还得到铁杆盟友伊朗和叙利亚的鼎力支持……
但最近，随着伊朗深陷核危机、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也随着国际形势而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纳斯鲁拉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7月14日，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宣布向以色列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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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他比见总统还难
要专访纳斯鲁拉本人有多难？一位朋友给我打了“预防针”。他说，有许多记者提出采访纳斯鲁拉的申请，大都石沉大海。
朋友还向我讲述了他参加纳斯鲁拉助手的记者招待会的经历：他和其他记者先是按照真主党新闻官的安排，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在卫兵的引导和护送下，登上一辆专车，汽车的窗户被用黑布遮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车窗外的情景。经过约莫一个小时的颠簸，他们被带到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地方。招待会结束后，大家又被安排登上“黑车”，被送回到集合地点。朋友说，他现在根本找不到当时去的那个地方。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我先是从当地记者那里了解一番详细情况，然后开始着手联系采访。每次我提出采访要求，真主党的新闻官都特别客气，从来没有拒绝，但也不是肯定的答复，总是说“可以考虑”。但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始终没有等到回音。我偶然得知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刘振堂先生认识黎巴嫩议会中一些真主党议员。于是，我抓住机会，主动出击，请刘大使帮助。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等待，我终于接到了真主党新闻顾问打来的电话：纳斯鲁拉同意接受采访。
不知是对中国记者的信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享受到“特殊待遇”，被允许自己开车前往真主党总部。按照真主党新闻顾问提供的地址，我驱车约半小时后到达地处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总部。这里是穆斯林聚集地，也是贫民区，到处是残垣断壁，道路也坑坑洼洼。虽然不用坐“黑车”，真主党对我也并没有完全放松警惕。他们派人一站一站“迎接”我。也幸亏有他们，要不然，我肯定找不到这个像迷宫的地方。我的车被要求停在远离大楼的地方。
眼前的真主党总部，跟我想象的豪华、戒备森严相去甚远，只是一座很不起眼的9层楼建筑，外观与周边的建筑没什么两样，只是更破旧一些。四周看不到任何防护设施，楼顶上没有高射机枪和防空导弹发射架，地面上也看不见荷枪实弹的士兵，只有两个便衣警卫在楼门口巡逻。
一走进大楼，我才发现原来“别有洞天”：满眼都是膀大腰圆、腰间别着武器的真主党卫兵。一个卫兵走上前来，有礼貌地让我拿出记者证，以核对前一天我传给他们的证件。接着，他要求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接受检查，即使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我以前采访别国元首，保安人员检查过采访器材后当时就会交还，而这里却不行，他们告诉我：“半小时后送还，保证不会耽误采访，与采访无关的物品就不要带进去了。”原来他们还要拿去用特殊仪器进行仔细检查。随后，本以为走过安全门就过关了，无包一身轻，我“大摇大摆”往里走，谁知卫兵一把拦住我，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开始搜身检查。终于安全过关了，他们似乎还是对我不放心，每走一步都有卫兵贴身“陪同”，而且，把守楼道、电梯和客厅的卫兵都不相同，各管一段。
会客厅里坐着纳斯鲁拉的贴身保镖，早就听说“贴身保镖在哪里露面，纳斯鲁拉就会在哪里出现”，看来，确实如此。卫兵准时送还了采访机和照相机，胶卷盒却被打开了，他说：“请放心，胶卷没有曝光。”贴身保镖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我，我提出给他拍照，却被断然拒绝了。
正在这时，纳斯鲁拉走了进来。他身穿黑色大袍、头缠黑头巾、满脸大胡子，似乎同伊朗的毛拉没有两样。这套装束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许多，使他显得有些老成，也多了几分谦和、平易近人，和在电视上手握钢枪的纳斯鲁拉简直判若两人。
“你是采访我的第一位中国记者。”纳斯鲁拉热情地和我握手，简短的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进入了正题。
“扑克牌通缉令”中的“小王”
记者面前的纳斯鲁拉说话抑扬顿挫，他强调真主党是一个民族抵抗运动，而不是恐怖组织，并抨击西方对他和真主党的诬陷。接着，他向我细谈起了真主党。
1982年，以色列大举入侵黎巴嫩，近60万穆斯林什叶派难民涌入首都贝鲁特南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准军事组织真主党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诞生了，打出的旗号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将以色列占领军赶出黎巴嫩，帮助难民早日返回家园。自诞生之日起，真主党游击队与以色列军队的武装冲突就没有停止过。2000年5月，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纳斯鲁拉说，“这是真主党武装抵抗的胜利。”
真主党有一个专门的军事机构，负责游击队员的招募、训练和制定军事计划。目前，游击队的训练营有两个，一个在贝鲁特南郊，另一个位于贝卡谷地。队员们除了白天接受射击、格斗、侦察、过障碍物、埋设炸药等训练，还进行夜间训练，学习如何摸黑靠近敌人而不被发现。一般训练时间为3个月，训练要求十分严格，强度不亚于正规部队。真主党要求其成员严守秘密，尤其关于它的军事装备、实力和党员人数都不能向外界透露，即使是父母兄弟，妻儿也不能告诉。
“你如何对付暗杀阴谋？”我问。纳斯鲁拉一直是以色列暗杀的目标，是美国眼中的“黎巴嫩恐怖组织头子”，曾几次险遭暗杀。“庆幸的是，这些暗杀计划在实施前就败露了。”纳斯鲁拉说。他向我谈起了以色列针对他的一次暗杀计划。有一天，在以色列境内举行的海陆空立体演习造成5名以色列特工丧生，演习被迫中断。美国媒体事后透露，这是一次以纳斯鲁拉为假想目标的行刺演习，而且是最后一次演练，如果成功，就要付诸实施。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根据事先取得的情报，在飞机和军舰的支援下，出动由精干特工组成的特遣队对纳斯鲁拉进行“定点清除”。
以色列一家报纸曾刊登一副“扑克牌通缉令”，其中，纳斯鲁拉是“小王”，由此足见以色列对他恨之入骨。2004年5月，纳斯鲁拉又遭遇了一次暗杀阴谋。黎巴嫩安全部门破获了一个以色列间谍网，逮捕了一名40多岁的妇女。这名妇女是以色列特工在突尼斯招募的，其主要任务是组建一个间谍团伙，密谋杀害纳斯鲁拉。他们计划使用高级炸药，以及一种涂在衣服上的毒药。幸好，这名妇女试图招募的一名男子“叛变”，将这一暗杀阴谋报告了真主党。
“我不怕，”纳斯鲁拉坚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万一死了也是为真主献身，但我们不做无谓的牺牲。真主党领导人的行踪属于高度机密，只有极少数亲信知道其去向。我们有自己严密的防范措施和先进的情报系统。我有多个办公地点和住处，都在不易被发现的居民区，我从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滞留。”纳斯鲁拉出门时乘坐高级防弹车，且行驶速度极快，以免成为以色列战斗机的活靶。
爱子命丧以军之手
前不久有消息说，纳斯鲁拉已接受叙利亚一位制片商的邀请，准备拍一部纪录片，片名就叫《纳斯鲁拉――谜一般的人物》。
和纳斯鲁拉聊起家庭，这位叱咤中东的风云人物好像不愿过多提及，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回答了我的提问。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人法蒂玛是个贤妻良母，膝下有4个儿子和1个女儿。长子巴赫迪在1997年的一次袭击以色列的行动中不幸丧生，年仅18岁。纳斯鲁拉说，他觉得很愧疚，因为不能和家人长时间呆在一起。他已记不起上次同家人度假是什么时候，在哪了。
纳斯鲁拉说自己年轻时候酷爱足球，而且踢得很不错呢。但担任总书记后，工作繁忙，更是出于安全考虑，他不便过多在公共场所露面。空闲的时候，只能在室内散散步、做些健身运动。纳斯鲁拉喜欢阅读，政治、军事、历史和宗教题材的书，他都爱读。饮食方面，他并不挑剔，他说自己对中餐很感兴趣，看到人们用筷子吃饭很有意思，但他还没有尝试过。
真主党不听从任何人
纳斯鲁拉自1992年担任真主党总书记已经14年，在他的领导下，真主党已经发展成黎巴嫩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是美国在打压真主党的同时不得不承认的。它占有议会中9个议席，控制着十几个地方委员会，拥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纳斯鲁拉推行“温和主义”，建立了一整套济贫救苦的机构和渠道，拿出数百万美元兴办医院和数十所学校，直接受益者达30万人。这为真主党赢得了很多贫苦民众的支持，树立了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就连真主党的对立派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讲求实际的。”
眼下，真主党的日子有些不好过。自真主党诞生，伊朗就给予了它大力支持，提供武器装备和人员。但随着核问题日渐升温，伊朗自顾不暇，而真主党的另一个重要外援叙利亚也已从黎巴嫩撤军。
“讲求实际的”真主党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主党二号人物卡西姆公开表示：“真主党不是叙利亚的工具”，并强调“希望在黎巴嫩政治活动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还说：“我们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也不会追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不是任何人手中的工具。”这一点也得到了纳斯鲁拉的认同。
当我握别纳斯鲁拉时，夜幕已经降临，他的保镖请我稍等片刻，让他们的总书记先行离开，我想这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吧。我目送着纳斯鲁拉钻进黑色的高级奔驰防弹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擅长一枪一炮区域性对抗却缺乏高屋建瓴政治视野的真主党，如果脱离了外部势力的支撑，能否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有“中东小巴黎”之称的黎巴嫩打出一片江山，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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