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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满大家庭 幸福一家人
记者：您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天津度过的，这段时间应该是一个人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在您的思想性格形成中，什么事最让您难忘？
郑汉钧：我祖籍广东，父亲是香港人，80多年前他跟朋友北上，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开了几家电影院，我是在天津出生的，应该算是老天津人，出生后有一段时间跟着父母搬到北京，直到上小学五年级，又回到天津读书，在这里读了中学、大学，所以对天津特别有感情。
在天津我念的是正德小学，按照我母亲的观念，家里生活就是再清苦也要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虽然我母亲也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但为了让我学好英文，她宁愿花钱让我到新学中学读书，那里有很好的英籍教师。这的确让我学了不少东西，也跟老师学了很多做人的道理，特别是战争期间的募捐活动，让我体会了帮助他人的快乐。记得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后面开办了一个民众义务学校，许多家境贫穷、白天要打工的年轻人会在晚上到这里来学习，我就和我的同学利用业余时间到这里来教书，我有两年的时间负责教初中的英文，虽然时间很紧张、工作很辛苦，但我却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奋斗、努力、向上的精神，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也培养了我乐于助人的品德，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生活仍让我觉得特别快乐、特别受益。
我大学毕业后学校本来希望我留校任教，但是我想在工作之前应该到我的祖籍广东去看看。没想到我到香港生了场大病，阴错阳差地就留在了香港，一呆就是五十八年。也正因如此，我整个的人生轨迹因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刚到香港时处境很难，您却没有退缩，是什么让您支撑了下来？
郑汉钧：到香港后，我要生存下去的首要问题是要找一份工作。当时在香港找事情做很不容易，我的大学学历在香港人家根本不承认，他们承认的是英国学历，怎么办？我当时自己的目标很明确，我要的是工作，而不是读书。要想获得当时社会的认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参加英国皇家结构工程师学会会员的资格考试。于是，我就报名参加考试。说实话，我真应该感谢我的母校，再加上我个人一贯的努力和优异的成绩，凭着我在国内所学知识和不错的英文基础，在全英国及其联邦的英国皇家结构工程师学会会员中级试考核中，我竟考取了全球范围的第一名。这下让我信心大增，那种民族自豪感也更强，我想只要我努力勤奋，我不仅不会比别人差，而且还会是最好的。
记者：这应该算是您事业的开端，在那之后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
郑汉钧：有了资格的认证，在香港我就可以从事我喜欢的工作了，特别是在我取得了工程师资格后，我就有了晋级的机会，先后统筹过香港不少大型的建筑计划，包括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全英联邦最大的建筑项目、耗资2000万元兴建的伊利沙白医院。
那个时候人们觉得在政府部门工作，做公务员工作安稳，待遇不错。有一年政府招考公务员，许多人都来报考，还有一些人是内地的大学教授，我也报了名。结果那次竞争相当激烈，在二十个人里取一，但还是让我考上了。从此，我做了公务员一做就是24年。
记者：我听说香港的媒体评价您是“毕生充实自己，先知先觉为未来铺路”，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
郑汉钧：我觉得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人的知识就应该不断地充实和更新。虽然我工作不久便有了相当的成就，但我不能只看眼前，况且我一直都希望能到国外读书，这应该说是我的一个梦想，同时我自己也发现，越做事情越觉得有充实自己的需要，要想做到最高位置就要懂得更多的新知识。刚好在这个时候，1963年至1964年间政府派我到英国伦敦最好的帝国学院研究院学习。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你想想我已经毕业十五年，我读书的时候连计算器还没有，如今不仅有了计算器还有了计算机，而且混凝土结构工程又在国外有了革命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我能够赴海外深造真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另外，我工作了几年，有了经验，也知道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只有抓住机会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再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就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原来我喜欢照相，现在有了数码相机，我又学着数码照相、电脑刻盘，下一步我还要学修改、美化照片呢。
要说先知先觉吗，也许他们是指我在1977年，50岁的时候提前退休。我做公务员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你知道公务员“朝九晚五”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各种束缚也多。我提前退休是想让每天24小时都由自己支配，趁还算年富力强，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在香港创立了郑汉钧顾问工程师有限公司，从事我所喜欢的结构设计和顾问工作，设计了新鸿基中心五十层的高楼，现在又加了四层，成了五十四层的大厦。我还做过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会长。就在我55岁那年，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谈判进入高潮，香港的经济地产业发展缓慢起来了，由于我提前五年便投入了建筑行业有了基础，干出了一些成绩，早得到了很多机会，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1985年我被选为立法局议员，任职六年，1988年到1991年我又做了行政局的议员，接下来又委派我筹备设立香港科技大学、公开大学、城市大学等，这种机会都给了我很多人生难得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
记者：据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您还在73岁高龄担任了香港土地建设委员会主席、交通咨询委员会和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我们不太了解担任这些职务都要做哪些工作？是不是有些时候是要替当地最普通的民众争取些利益？这些工作会不会给您造成一定的压力？
郑汉钧：是这样，为了解决普通民众住房的问题，香港的公共房屋建设做了几十年，取得了不少的成绩。1999年，香港的公共房屋建设出了些问题，楼房在盖到三十多层时发现打下的桩短了，难以支撑房屋的质量。当时的房委会主席辞了职，特首董建华先生正在物色一个合适的接班人，来解决已存在的问题。这时社会上传言很多，民众也是异常地关注，也有人告诉我有可能让我接手。最初我只当是个谣传，我想我都73岁了，怎么可能去担当如此重任。没想到一个月后特首还真的找到我，虽说我有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推了，虽然我可以做，我也有办法把它做好，但现在应不应该接下这个麻烦，我还想不好。特首让我考虑一周后答复他。等公告那天，房屋局长与记者见面，公布由我出任房屋委员会主席时，既出人预料，也获得了许多人的赞许。
说实话，做房屋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压力的确是很大，这毕竟是影响民生的大事，房屋委员会首先应该制定一个公平、公正、合理政策，由房屋署执行实际工作而房屋委员会要按照现行的政策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一直都很同情住在公共房屋的人，他们同样需要优质的居住环境，需要安全的保障，这关系到普通民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的解决。而另一方面，也不能随便浪费政府的钱。在我做主席的这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告诫自己要以一颗公心为政府、为民众服务。
记者：记得1994年香港天津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正式成立后，就选您当了会长，您也是对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尽心尽力为家乡服务，在高等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优势互补方面您更是一直奔走忙碌。
郑汉钧：多少年来，我们在外地的天津人，对自己的家乡都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觉得有机会应该为祖国、为天津做点事情。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希望在香港的同乡能够联合起来，共同为家乡做些事；也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牢牢地立足于香港社会；更希望自己的家乡早日繁荣发展，自己扬眉吐气。香港回归祖国使得香港跟内地、跟天津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筹备要建立香港天津联谊会。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联谊会成立了并推举我为第一届会长。我在就职演说时就讲过：本会成立只是开端，今后的工作很多，困难也会很多，我本人定会亲历亲为，做好工作。也希望各位理事团结一致，广开思路、服务本会，拓展会务，为本会成为香港天津两地文化交流、社会活动、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相互沟通联络的桥梁和纽带而尽最大的努力。在香港天津联谊会成立后，我就在天津成立了港津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天津方面对我很支持，我们的公司还在建设部拿了一个甲级执照，现在公司做得不错，许多年轻人在这里打理。实事求是地讲，随着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总体发展规划，天津城市建设的步子会迈得更大，机会会更多，发展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记者：在与您的交谈中，我发现您不仅重视自己的事业，也非常爱自己的家庭，您认为丈夫在家庭中的责任是什么？
郑汉钧：要维护好一个家庭，丈夫要对妻子有充分的尊重和爱护。我太太是个全职太太，她一直对我的工作很支持，对家庭尽职尽责，对子女的教养非常重视，我们的观点是，对孩子给他们的不应该只是学校的教育，还要有很好的家庭教育，要培养孩子有一个健全的人格，要在文化、道德、人格、性格的塑造上下功夫。现在我们的大家庭很和谐，很有凝聚力，大家的关系也都很融洽，孩子们尤其对他们的母亲特别好，每周都要回家陪母亲出去玩，吃好东西。我太太现在体力稍逊，但我每年都会抽时间陪她乘邮轮做一次旅行，这不仅对她，对我也是难得的假期。
记者印象：
70年前，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手里捧着全家人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来到学校，他要把这些钱捐给比他生活更困难的孩子。一位老师接过男孩手里的钱，然后在捐款纪念簿里给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男孩接过纪念簿，也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如今这个男孩已经成了80岁的老者，他几乎用了自己的一生去感悟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他说：一个人掌握了知识、学问、经验就应该回馈社会，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在乎是用金钱还是用精神和劳动。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爱心，更应该有这样的行动。
说这番话的是天津市第九、十、十一届政协常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二届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天津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一位出色的学者、专家和社会活动家郑汉钧先生。前不久，为了参加天津海外华人华侨集聚滨海共谋发展活动，郑汉钧又来到了自己的故乡天津，并在开会、参观的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初次见到郑先生，我根本不相信他今年已经80岁了，那挺直的腰板、红润的脸色、灵敏的动作，还有那机敏的幽默、爽朗的大笑，谁猜都会觉得他最多也就六十几岁。听到我这样的评价，郑先生又是哈哈大笑，说：看来我太太的试验成功了。
原来，郑太太是一位优秀的全职太太，除了照顾家庭、教育孩子，还是郑先生最负责、最称职的保健医生，她会精心地安排先生吃各种维生素，这几十年吃下来，让郑先生看上去年轻了十几岁，再加上郑先生又喜欢运动，30年坚持不懈地打高尔夫球，身体自然很棒。这不，一旦有人夸郑先生，他就会把成绩归功于太太，而且一说起太太、说起自己的家庭，郑先生真是一脸的幸福与满足。
郑先生说，其实他这一生得益于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是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要让自己的孩子进最好的学校读书，受最好的教育。于是郑先生才能从中学读到大学，才能进入天津工商学院(后并入天津大学)，学了土木工程，后来又到了香港。在香港不承认内地学历的情况下，他又凭借自己扎实的基础，参加了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举办的中级试考试，并以全球第一名的成绩取胜。几年之后他又取得了工程师资格，并进入了政府机构工作，曾任香港工务局总结构工程师，香港行政局、立法局议员，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并被委任为太平绅士，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星章。2001年他又获得了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奖章，成为全球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另一个他要感谢的人，是他的夫人，她不仅几十年与他相濡以沫，支持着他的事业，还给了他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郑先生说，他的青少年时期可以用孤单来形容。两岁多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也在不到五十岁时离开了他，唯一的妹妹又英年早逝，所以他特别向往大家庭的生活，羡慕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亲情。现在他不仅不再孤单，还拥有了一个19人组成的和睦家庭，一儿三女成家立业，孙辈们也都长大，天南地北在外读书，家庭要想搞个聚会都要周密计划。
2004年8月，郑先生夫妇金婚，家里人准备聚会庆祝，当时大女儿在英国，其他孩子在香港，孙子们在各地读书，人员如此分散弄得郑先生都不知道把地点选在哪里好了。他想过很多地方，伦敦、纽约、旧金山、拉斯维加斯、东京、香港？最后他灵机一动，把地点选择在了自己祖国的首都，全家集聚北京，又到天津、上海等地巡游了一番。现在回想起来，郑先生还是一脸的兴奋。他说：那天的庆祝晚宴我们就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山东厅，全家人共进晚餐，然后我们又一起去了故宫、颐和园，还登了长城；到天津我们住在喜来登饭店，去我的大学校园———现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址参观，到了我在天津的家———黑龙江路隆泰里看了看，还在百饺园吃了饺子，在市政协俱乐部吃了晚餐。在上海我们也走了许多地方，这让那些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的孩子着实开了眼，也受了一次爱国教育。
在交谈中，我发现郑先生不仅兴趣广泛、情绪饱满，而且非常健谈，特别是说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更是感慨万千，无论是对做人，是对自己的事业，还是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郑先生都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但把这些归结成一句话便是：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说：人不可能知道自己这一生会是什么样子，但你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在为他人为社会做事情的同时，你便在学习、在吸取经验、在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施与受之间关系最简单的解释。
郑汉钧简介
2001年郑汉钧(左)获得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金奖章。
郑汉钧，1927年生于天津，1948年毕业于工商学院(后并入天津大学)，1948年7月离开天津到香港。是香港郑汉钧顾问工程师有限公司及天津港津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市第九、十、十一届政协常委，天津海外联谊会顾问。英国伦敦帝国学院荣誉院士，数所香港及英国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香港注册结构工程师，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香港工程师学会金奖章获得者、前任会长及荣誉资深会员，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金奖章获得者、前任副会长及资深会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二届政府选举委员会委员，原行政局、立法局议员，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主席，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香港天津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曾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金紫荆星章、香港太平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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