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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数万人马，在仓促脱离根据地，被迫进行远征的过程中，就一直被粮食问题困扰着。
1934年10月22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关于部队在白区行动中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通知》：“没收地主，枪决反动派，向富农捐款……”
《通知》虽然没有直接指示红军在脱离根据地后，如何在白区筹集粮食，但阐明了红军在白区的补给原则，即“取之于敌”。
1935年3月1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出指示：“……乙、在粮食较多的地方没收土司反动头人并分一部给群众，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不得在筹粮时乱行翻取与破坏经堂与经书……丁、不得杀食耕牛、母羊、小羊、小猪……”
此时，红军刚刚二占遵义，为了适应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情况，专门发布了这条指示。指示中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35年6月20日，红军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给各军团发电：“我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现特再规定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如下：……戊、每天改为两餐一干一稀；辛、抛弃和浪费粮食者严罚……”
是时，红一、四方面军刚刚在懋功会合。懋功地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两军会合后粮食问题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红军还需要为进入草地准备必要的粮食。
红军总司令部认为通过草地的时间为7天，因此电文规定“携带干粮除每人须指定七斤外，可雇人及使用骡马背”，以确保每天能有1斤粮食。电文还特别指出“牛羊肉不作菜，应烤成肉干代替干粮”，且“每一斤鲜肉作半斤(干粮)算”。
1935年7月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保障松潘战(役)的胜利携带粮食的决定》中，要求红军想办法尽可能多地携带粮食，如果“米袋不足应用衣服装……”
为了筹集粮食，红军组织了便衣队到村庄附近的山上，寻找逃跑的群众。红军的另一份电文上称“如寻到群众，不论人多少，都应呼来鼓动”，希望通过宣传动员老百姓把粮食卖或借给红军。
遗憾的是，红军积极筹备的松潘战役计划，因为张国焘的反对和故意贻误而流产。胡宗南派重兵扼守松潘，使红军不能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红军在草地中几近断粮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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