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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幸福怎么“称”仍在探讨
9月14日，上海证券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幸福指数的具体编制仍在商议中。同时，统计局人士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台的时间表。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近日指出，中国今后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一时间，幸福指数作为一个新鲜的词语进入人们的生活。好奇的人禁不住要问，作为感山东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官感受的幸福，也能被量化？幸福也能“称”出个几斤几两？幸福指数的“秤砣”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
国家统计局新闻处的张英香处长告诉记者：“幸福指数的具体确定现在还在研究阶段，采用哪些数据，不采用哪些数据，权重是多少，都在探讨之中。”
与此同时，长年从事幸福指数研究的山东省社科院教授邢占军向记者表示，我国现在的幸福指数成U型曲线，34岁以下的年轻人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高，中年人低。
他还解读了幸福指数所包括的范围与幸福的“秤砣”。
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可理解为“满意感”，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环境包括对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满意感，从这方面讲，应该包括人们的收入、生活水平、成就感、安全感等几个方面。
而对于幸福指数“秤砣”的研究，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编制体系就是通过一套量表来体现的。
根据他多年的研究经验，记者了解到，可选取10个指标来测量幸福指数。它们分别是：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成长进步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幸福指数：社会评价标准更加多元
过去，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大家更多关注的是GDP等硬数据，而很少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等软数据。
如今，幸福指数的提出，让大家更加直观地看待自己幸福的同时，也令很多人疑惑着看待这个幸福指数，它的社会角色究竟发挥在哪里。
幸福不等于有钱
有钱未必幸福。
邢占军告诉记者，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做过以幸福指数为专题的比较调查。
最后调查结果显示，超级富翁们的幸福指数与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幸福指数一样，而令人惊讶的是，肯尼亚的游牧民族马赛人，生活在简陋肮脏的草棚内，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快乐指数也相同。
对于有钱人不感到幸福，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虽然与金钱相关，但是幸福与钱财并不是正比的关系。“有些人收入越高越不幸福，从学术的角度讲，转型社会中的价值感对人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实际和价值缺失有关。”
挑战GDP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却增长了10%左右。
调查显示，幸福指数与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于是有人开始质疑，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
邢占军表示，GDP反映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指标，幸福指标起到的仅是补充作用。两种指标功能不同，幸福指标是诊断指数，而GDP是发展指数。“过去我国出现过盲目崇拜GDP的现象，但是GDP指标本身是无罪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告诉记者，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是把我们原来一昧追求GDP，转向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
切忌成为政绩指标
幸福指数作为了解民众情绪波动的晴雨表，有助于体现和谐发展的精神。
但是，如果当幸福指数成为一种政绩指标后，就往往容易被异化或形式化。
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的改善，是很宏观的长期的，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
出乎邢占军意料的是，目前各个地方政府对编制幸福指数的热情很高，有些学术组织还开始着手编制城市幸福指数排名。
幸福指数与幸福陷阱
幸福指数被视为体现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国外主观生活质量研究者最常用的一个术语是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明确提出编制幸福指数。不丹国王此前提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计划，虽然被学术界认为开了个好头，但不丹包括的四项内容———政府善治、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和我国所讲的幸福指数不尽一致。
与GDP不同的是，幸福指数并不会出现年增长率的问题。
邢占军认为，在幸福指数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幸福陷阱。幸福陷阱的意思是，当一个社会主要的发展指标在不断上升的时候，幸福指数有可能下降。
其原因是，幸福指数是主观指标，和我们每个人的主观体验联系密切，不同时段人们的需求不一致，在有些时候，幸福有种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在某一点，无论怎么改进，人民的幸福感不会随之改善。另一个原因是，相当一部分衡量幸福的指标是受经济社会政策的间接影响，比如一些人格的指标，而人格既属于时代，也属于个人，不同人的体验是不同的。
案例：山东城市居民幸福指数两次波动
从2002年5月开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进行了6次调查。六次调查样本为9254人。
2003年7月的调查是在“非典”警告解除后进行的，总体幸福指数比上年下降近6个百分点，表明“非典”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
2004年9月的调查显示各项幸福指数明显回升，表明“非典”对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已经基本得以消除。同年8月，中国在希腊雅典奥运会上金牌名列第二；10月，“神五”发射成功，这两大喜事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2005年9月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这一时间段，国内出现的一些现象对民众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国内安全生产方面所爆发出来的问题。其次，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的医改报告认为，我国医卫体制商业化、市场化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研究结论使得人们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上升到政策层面，“上学难、看病贵、买房难”等问题在普通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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