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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在今天出版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指出：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表现出的普遍的政治热情，正说明选举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不能出现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文章说，有许多现象，特别是中国农村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在印证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这种观点。例如，在有的地方，村委会直选变成了姓氏、宗族之间的争斗，出现了家族统治；在另一些地方，直选给了有钱人更多的机会，致使贿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等等。
文章指出，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些问题，而在于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其实，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是再自然不过的。民主的基础是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参与民主，必然相应带来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人们也自然会用各种好的和不好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指望在改革中不出现矛盾和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
文章指出，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恰恰在于把由此而来的民主的发展规范起来，引到健康、有序的方向上。农村选举中发生的上述问题，一方面说明人民的政治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发展民主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应当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能放任自流。农民在村委会选举中表现出的普遍的政治热情，正说明选举不但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需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热情引向对党的信任，引向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
文章指出，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恐怕不只有因噎废食之嫌，而且还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
文章强调，不能因为人民在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出现了作主作得不太好的情况，就怀疑让他们作主有方向问题。就好比一个刚学走路的未成年人总会跌跤、对他负责的成年人不能用禁止他走路来防止再跌跤一样。从让他们作主，到他们学会作主，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痛苦，但又是必要的。毫无疑问，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中国的民主会出现一个大的发展和飞跃。
学者:扩大差额选举是党尊重人民的选择不容否定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在今天的《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上撰文指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二者是相统一的。在选举中，它体现为党能为人民提供可供选择的政治精英，并尊重人民的选择。因此，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和扩大差额选举的指向，反映了党对这种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不容否定。
在当前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总会出现对还选择权于公众心存疑虑的现象？文章对此分析说，从认识的层面看，是我们的观念在发展的现实面前落伍了。通俗地讲，给公众以选择权，就是要在谁来当人民公仆的问题上，由人民说了算。而在一些同志看来，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只能在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上打折扣。或者反过来，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只能削弱党的领导。
文章指出，毫无疑问，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水平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可能统一起来的。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根本要求。既然按照上述认识来理解，两者不可避免地会处在矛盾对立状态，那就说明，其中必然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如果错不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那就肯定错在对党的领导的理解上，错在把党的领导曲解为党组织或党的一把手说了算，错在误以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让公众有对掌握权柄者的选择权。这种观念，不改不行。
文章指出，其实，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至少在形式上，政党是作为能帮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的工具而出现的。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人民授权这一环节上，政党起着为公众培育执政人才、向公众推荐政治精英、帮助公众选择合格政治家的作用。事实上，公众对政治家的选定，也往往都是受了政党的很大影响，而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那就是:哪怕政党的影响再强大，它也不能取代公众的选择权。党无所不在地对公众的选择施加影响，同时又始终保留着公众的选择权，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执政、也仍然能保持较高合法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文章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是非常科学的提法，指明了需要努力的方向。党的领导，不应是越俎代庖、包揽一切，不应是习惯于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应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选举中，它体现为党能为人民提供可供选择的政治精英，并尊重人民的选择。因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和扩大差额选举的指向，反映了中共对这种规律性的深刻认识，不容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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