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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展现日本人对侵华战争历史的差异
记者：但是你在动手拍这个片子的时候，你已经有明显的立场了，有明显的历史观了，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创作？
李缨：我觉得我不是有明确的历史观，我是很明确自己的情感，我是不断的在跟各种人物，在接触的过程，跟靖国神社接触，深入它的过程里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它很多东西，但是基本的历史观，基本的一种东西，立场那是肯定有的，所以这是没法摆脱的。
记者：但是你没有担心过吗？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去拍这个片子，你去采访日本人，日本人谁会说呢？能不能给你说真实的感受？
李缨：第一的反映就是会觉得中国人你们会很简单化，我这个中国人的话，会有一种偏见来看待这个，不管他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他觉得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们会觉得这是日本的内部问题，你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我们日本人都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日本电影史上就没有人拍过这个。
记者：为什么？
李缨：我也问过日本的电影导演协会，现在的理事长，他是韩国人的导演，我在跟他交流，我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伙伴，大家一块来做《靖国神社》这个影片，他马上就说不可能，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李缨为了拍摄《靖国神社》这部影片四处寻找合作伙伴，但都没有结果，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李缨决定自己花钱拍摄。
记者：资金怎么解决？
李缨：当然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以来，就是1993年开始做自己很小的一个电影公司，那么就是说也给日本的一些电视台做一些电视节目，很多日本人都很好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一些历史观比较接近，甚至跟我们可以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可能觉得介入到这个之后，以后你要在日本社会里面传播出去，这部电影要在日本上映传播出去，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跟中国人在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么他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可能他会觉得一种处境的尴尬，因为他必须要整天面对所有的日本社会各种人。
记者：那怎么解决的呢
李缨：就是我们一直完全是一个是自己投资，一个是包括借款，一直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可以做的事，完全是在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一点一点地，陆陆续续来做的这种事情，其实做得自己非常疲劳。
记者：但是像这种选题的话在商业上来说，前景不会很好。
李缨：可以说是这样的，确实是没很大的这方面的考虑，当时可能就是一种直觉，一种冲动，就自己觉得很想就把它做下来，而且是每一次去拍完了之后，都刺激我下一次我觉得要再进一步去拍摄。
在一次次的触动之下，尽管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李缨还是坚持拍摄靖国神社，但是让他没有意料到的是，随着拍摄的深入，他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
记者：当时的计划是拍多长时间？
李缨：完全没想到一做就做了这么多年，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因为越进入到里面，你就发现这个问题的复杂，他触及面越多，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跟很多人打交道的那种难度，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
记者：是可以随意拍摄的吗？你是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
李缨：我还是尽量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跟一些人交往进入到它里面，早期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严格，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泉参拜的问题，还没有大家整个把这个靖国神社炒的这么复杂，炒的这么热闹，在早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是能够比较能够自然的拿着自己小的一个摄像机进入到里面，当然对于他们来说，很可能觉得我也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仅仅是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就是这方面当时还是相对来说还比较正常，那时候我还自然的可以有一种交流，但是往后越来越难，这个难度越来越大。
记者：为什么？你公开你的身份了，你公开你的意图了。
李缨：我当然就是，如果他跟一些交往到的时候，他们要问到我的时候，我会说我在拍这个纪录片，我会跟他们交流。
记者：那你们进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阻碍呢？不让。
李缨：那当然，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
自己独立拍摄了两年之后，李缨感觉仅凭自己的热情已经很难再继续拍摄下去，于是他找了两名日本人参与影片的创作。
记者：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参加这个片子的摄制呢？
李缨：实际上我发现一个人自己不能再拍摄下去了，不管是从这种，就是说实际拍摄操作的可能性，还是觉得我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需要，我都觉得需要日本人结合进来，一块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就说，我就找摄影师，他原来也跟我合作过其他几部电影，所以他们也从一种彼此的基本的信赖上面，他们愿意介入这个工作，跟他们合作的过程，就是大家的一起交流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我的助理导演，摄影师后来他们都加入进来，我可以从他们日本人的内部的一些感受来更准确的来把握一些，就是日本的这么一个精神堡垒对整个日本人的影响到底意味着什么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王志：那你的日本同事他们不关心你的立场跟他们不一样吗？李缨：我当初就是动员他们来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给摄影师放了一些我以前拍的片断。这个片断给他的刺激非常大
王志：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什么担心吗？李缨：觉得我接受了你这个拍摄，会不会影响到我自身以后的一些问题，在这个社会生存的问题，包括一些安全上的问题，他们都会提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疑问。在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上面，跟日本人牵扯的东西太多了，千丝万缕。我这个摄影师他60多岁，他母亲的弟弟是曾经也参加过这个战争，而且是靖国神社里面的英灵，其实他并不知道他母亲的弟弟具体是怎么死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变为靖国神社的英灵的，这些他都不了解。但是因为到参加这个工作，然后他才有到靖国神社里面去详细的调查了解，他才第一次知道，然后他也是从他自己生命的那种脉络里面，再重新来感受那场战争，感受这些自己的家族的生命与自己将要拍摄的这部电影的关系。
在拍摄《靖国神社》的过程中，李缨发现日本很多人对靖国神社以及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他在影片中试图展示这种差异和矛盾。
记者：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屠刀底下？有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历史事实？
李缨：应该说他们都是有机会去了解，你比如说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在日本他是有出版自由的，在谈论这方面的书籍是有的，但是问题很多人不去接触，很多人仅仅是通过教科书去了解，而教科书又是把这些东西又是都省略掉的，没有了一种基本的一种判断。
记者：那现在60年之后，仍然出现这种历史观，到底是因为他们的教育造成的呢？还是因为他们民间或者是这种民族这种秉性？
李缨：我觉得教育非常大的一个责任，教育的话，因为这个教育是非常不透彻，一直没有一个最明确的一个历史认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从天皇就没有谈到这种战争责任，没有谈到战争责任的反省，他们强调的更多的都是反过来说，他们是一个不幸的国家，可以体现出日本历史教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日本生活了也十几年的那些中国人，小孩在日本生长，在日本长大读书，然后在日本接受的教育，然后他们结果回到家里头跟父母讨论这个战争问题、历史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概念里边，基本上就觉得日本太可怜了。他经受到原子弹，他觉得为什么日本人要这么悲惨，然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父母，他们就很着急，怎么看这小孩子完全是这套的概念，王志：那是不是他们的历史观教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李缨：这个教育，我就是说他们的那种渗透的力量之大，而对于真正的作为加害者的这种历史的教育之浅，你说这多可怕。
李缨和他的日本同事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拍摄过程，正是在这艰难的拍摄中，他们开始真正的了解这个在日本有着强大军事和政治号召力的靖国神社。
王志：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会对靖国神社顶礼膜拜，靖国神社在他们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李缨：这个我觉得就是跟天皇是密切相关的，首先说，很多战争都是以神圣的名义进行，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都会认为首先他自己的战争神圣化，还有一种，他们都对自己的生命，对死亡都要找一个归宿点，那么天皇呢，就是设立了靖国神社这么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装置，告诉日本人说，你要为国去参战，为国去战争的时候，死了之后你会在这里面获得一个巨大的荣誉。天皇很明确就是说，我们要将这种战争的不幸，转化为一种幸福的情绪，那么能够起到这种功能的，那就是靖国神社。王志：那靖国神社是一个精神象征的意义了，至高无上的？李缨：一个精神堡垒，精神的象征，用靖国神社这种方式来告诉所有的军人，你们都应该有一种不畏惧死亡的一种气概。
靖国神社的精神控制为何如此强大
在你死了之后，很能躺在天皇的身边。靖国神社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历史的这种共识，我觉得都还是寻找到，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
在靖国神社里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叫游就馆，它是一个战争博物馆，这里是日本进行圣战宣传的地方。关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之为“支那事变”，而关于为了维护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之为自卫战争。王志：那到底陈列一些什么东西？李缨：陈列了飞机、大炮各种战争当中的实物，他们所有的从明治天皇以来，不仅仅说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战斗陆军大臣怎么样剖腹，剖腹了之后，那种军医，军刀，流下来的血书，都有展示。他们的太阳旗，国旗，武运长久。各个人物在里面的签名，如何英勇。王志：你拍游就馆的感受呢？李缨：它有很多展现一些血迹，在战场上的血迹。我觉得他可以保持这么长的时间，还这么鲜明，还在这里面。就那种气息，我感觉到好像说刚结束不久，他那里面很独特的那种气息。就为什么会可以这么无视他们所侵略过国家人的这种情感，可以这么来无视那一段历史。王志：日本人怎么看呢？这不是把自己的子弟拿去当炮轰吗？李缨：这是就是他们认为的大河魂的一种视死如归，他觉得死亡的话，所以我觉得靖国神社提供一种非常独特的功能，就是让你的死亡找到一个，让他们能够接受的，认为一个荣光的归宿感。很多人觉得为天皇而死是理所当然的。自己生命的价值，那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天皇。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光。而且就是在你死了之后，很能躺在天皇的身边。当时美国也很不可思议，曾经研究说日本人为什么不畏惧死亡的感觉，军队，他们很少投降，那就发现靖国神社成了他们一个对生命的认识的一个归宿，这么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方。
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与军队和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并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靖国神社起到了控制国民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也成为日本国民非常重要的精神归宿之地。
这名台湾老人叫陈阿娇，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渡过的。1943年，丈夫被征兵，穿着日本军服开往南洋，一个月后战死，那时丈夫只有22岁。陈阿娇去高雄港口领取丈夫遗骨的时候，怀着8个月的身孕，还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用了一个星期步行了近150公里。一路上，陈阿娇历尽辛苦，她说，支撑她的是丈夫在出征前，两人一起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靖国神社之歌”，那是一首约定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的歌。在陈阿娇的观念中，靖国神社是自己的精神寄托的地方，是丈夫灵魂安息的地方。
记者：怎么找到阿娇的？
李缨：在台湾做纪录片的朋友，他们帮助我花了很多时间，一个个到现场去找，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很不容易找到。
记者：为什么一定要让这样的人出现在影片里？
李缨：我觉得会更有代表性，更有说服力，她能反映出来的一些普遍的东西，我觉得更能令人深思，她是一个真的是非常爱靖国神社，从灵魂里面都是觉得自己的丈夫的生命就在《靖国神社》里面，这么一个人，但我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那么具体的，那么深入到《靖国神社》里面的这么一个人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她？
李缨：我就是问她，你了解那场战争吗？她不了解，那就是日本当时的一个战争宣传，所有的东西都仅仅接受了日本当时的战争宣传，遗憾的是，这种战争宣传还延续到了今天，遗留到了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操作战争这个工具的一个政府，它所做的一种就是必须得把所有的人都怎么样更有效的送向战场，这个就是日本就通过了神社这个体系，靖国神社来起这个作用。
这是中国人普遍熟悉的事件，在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有两名日本军人参加百人斩比赛。很多无辜的生命在他们的屠刀下一、一倒下，当时日本媒体也追踪报道这项壮举，还刊登了他们的照片。
然而60多年后，李缨在他的纪录电影中拍到却是另外的事实。当年南京大屠杀中两名百人斩比赛的军人家属起诉新闻媒体。
记者：他们怎么会起诉呢？60年前，这是当做一种光荣业绩。
李缨：对。在他们起诉，在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有那么残酷的事情，这是不实之事，他们当时的那种状态是为了配合记者写的一种战争宣传的报道，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觉得这种传播伤害了他们的遗家，家属的感情，然后还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因为他们还是《靖国神社》里面的一个英灵，那这个有英灵怎么能有这种污点呢？
记者：为什么会在60年之后才旧事重提。
李缨：他们不是单纯的家属起诉，背后都是团体，有律师，有政治家在支持着。
记者：现在可以查史料嘛，当时这个两个人提出异议了吗？
李缨：他们在战争当中还回日本做巡回讲演，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俘虏，成为战俘，要宣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说，哎呀，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们当然是认为他的那种陈述是不成立的，所以判处了他死刑，但是现在他的遗属说，我们要重新来追究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又重新的一些调查，他们又重新发现的更多的证据恰恰证明了那就是一个事实。
记者：那这个案子他们最后败诉了。
李缨：我觉得说明就是日本最基本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基本的历史的争议，历史的这种共识，我觉得都还是寻找到，可以找到一条出路的，而不是可以找到一条荒谬的一种结论，他总会有一种公正的东西。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李缨耗时8年拍摄的记录电影《靖国神社》也进入到最后的制作阶段，这部多角度透视靖国神社的影片有望在明年可以和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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