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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9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不失时机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
当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鲜红的指印，催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门。近30年来，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到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分配关系改革，直至今天以完善农村上层建筑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拥有9亿农业人口的乡土中国，迈出了引人注目的第三步。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它不仅属于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社会领域，意义更深刻，任务更艰巨，期待我们给予更广视野的关注、唤起更深层次的探求。
人民日报19日起推出“关注农村综合改革”系列报道，将从政治与社会的视角，反映各地的新实践、新问题与新期盼。欢迎读者垂注。
广东农村综合改革开始全省试点
“瘦身”之后防“空壳”
“各地一律不得给乡镇下达招商引资指标，不得给乡镇下达资金配套任务和指标。乡镇政府一律不得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一律不得举债搞新农村建设。”广东农村综合改革近日开始全省试点，这“四不得”被写进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做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成为此次改革的最大亮点。
机构“瘦身”，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徐闻县和其它5个县一起，被列为这次广东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转变职能，自然先从机构设置入手。根据要求，徐闻县将设党政办公室、经济服务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农业办公室四大办，编制在20至35人之间。
“瘦身”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吗？徐闻县某镇领导告诉记者，广东此前也进行过类似改革，镇里只剩“六大办”，但各办主任并不能真正管理科员，还得按原来的设置办公，各自为政。“比如社会事务办公室的职能包括民政、教育、广播、文化、司法、调处，这些部门都有上级主管单位，社会事务办没有统一的公章，只是一个空壳。”
他进一步发问，如果乡镇不跑项目和资金，那么乡镇平时繁杂的费用靠什么支付？全镇每年正常收入才4万多元，但平时的支出却相当庞大，上级部门检查工作的招待费用、乡镇干部的日常出差费用、日常办公费用、集体干部工资、差额拨款事业干部工资等等，压得乡镇透不过气来。
乡镇转型，部分职能还须“上移”
乡镇职能不明，政企、政事、政社不分，导致责权利失衡。据悉，取消农业税后，广东全省有80%以上的乡镇运转困难，10%无法按时发放工资。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王金红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乡镇政府从“全能管制型政府”变成“有限服务型政府”，将教育、卫生、交通、能源、治安等许多原来赋予乡镇的管理职能上移，由县(市)政府统筹部署。
这次，广东省《关于做好乡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县级政府和部门承担的责任，不得转给乡镇政府承担。上级政府和部门不得要求乡镇对口设置机构，需要乡镇配合工作的，必须提供必要的财力经费作保证，并赋予相应的办事权限。”而“对干部公务交通、通讯、接待等职务消费项目”，则“实行限额包干管理”。
徐闻县下桥镇镇长王家平说，如果通过为乡镇减负有效解决“吃饭”财政的问题，乡镇政府确实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共服务上，同时引导生产发展，给各村出点子、找路子、想法子。
当然，距离真正的改革到位，王家平们还要等待。徐闻县委书记黄心强告诉记者，省里只是出台了《意见》，具体操作还要由各县确定。广东省委农办表示，明年10月所有试点将提交一份改革报告，之后再在全省乡镇推开综合配套改革。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坚持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积极稳妥地合理调整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和整合乡镇事业站所，精简富余人员。
——摘自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
山东济阳
从“三怕”到“三减”
新闻背景：作为山东省济南市农村综合改革的试点，从今年3月起，济阳县用3个月时间，将原先在乡镇领工资的人员由1489人减至472人，减少2／3；乡镇设置的机构也由136个减为72个；通过交叉任职，乡镇领导职数精简41.5%，乡镇行政管理成本降低1／3。
济阳县委副书记王兆泉：
乡镇机构改革难，难在哪？难在人。改到深处是人员，最头痛的就是每个人的进退去留。这次改革，波及面大，顾虑也多，县里领导、普通干部和群众都有“三怕”：领导怕不稳定、出乱子、得罪人；普通干部职工怕不公平、丢饭碗、丢面子；群众怕改革搞形式、走过场、不动真。
3个月下来，我们做到了人员、机构、领导职数“三减”，关键在于“一把尺子量到底”。县级领导带头，谁该留，谁分流，不打招呼，不递条子，不开口子，政策标准一样，全程阳光操作，政策、方案、过程、结果四公开。
就济阳看，“三减”虽已完成，但政府职能转变到位还需要一个过程。编制少了，服务会不会打折扣？“包办”政府如何真正变成服务政府？改革仍是进行时。
孙耿镇农村公路管护中心工作人员张兆刚：
我1999年分到孙耿镇经建委，是济阳县最后一批分进镇政府机关的大中专毕业生。机构改革前，镇经建委除了10名正式人员，还有10多个临时工和合同工，我的主要工作是给来投资的项目办手续，每天很轻松。
机构改革后，经建委撤销。我经过笔试、面试和综合考评，到了孙耿镇农村公路管护中心，主要任务是维护村与村之间的公路。我分管的公路有40多公里，每天骑着摩托车、带上铁锨在公路上巡逻，很辛苦也很踏实。
被分流是痛苦的，但长痛不如短痛。何况县里还推出了八条分流路子：清理清退、提前离岗、病退、离职待岗、自谋职业、到村任职、转岗安置和创办实体，可以自主选择，离职待岗的按工资的60%发生活费，到村任职的发70%。最重要的，所有分流人员都保留了养老保险，解了后顾之忧。
甘肃天水
从“坐等上门”到“下村入户”
新闻背景：花牛镇隶属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去年8月，天水率先在甘肃进行农村综合改革，花牛镇所在的麦积区更先行一步，成为全市试点。机构改革前，镇里有工作人员92名，其中镇领导13名；机构改革后，工作人员79名，镇领导9名。
记者：机构改革后，镇政府职能发生了什么转变？
孟小龙(花牛镇镇长)：以前，乡镇主要职能是管理，安排生产、催粮要款，用行政命令推进工作，管了大量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改革后，乡镇职能向加强引导、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社会公益转移，“坐等群众上门”变成了送政策、送技术、送信息、送资金。
记者：为农民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怎么样？
孟小龙：我们镇的花牛苹果名气较大，为了促进农民增收，镇里去年投资兴建了1个果品市场、2个农贸市场，方便了农产品交易。有的果品基地在半山坡上，我们投资69万元建了上水工程，投资34万元建了农用道路。现在全镇38个村，村村通了电话、电视，城郊村还接上了宽带，这些都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记者：乡镇债务问题花牛镇是怎样解决的？
孟小龙：“乡财县管”后，市、区对各乡镇债务“先刹车，后消肿”，扎住了乡镇举新债的口子。目前，我们镇一年的办公经费、接待费用只有10万元，其他项目资金都由麦积区审批、发放、监管，虽然自主权小了，但从源头上杜绝了乱收费、乱摊派、乱花钱，心里踏实多了。
记者：乡镇机构改革后，干群关系有啥变化？
孟小龙：原来，群众称干部下乡是“蜻蜓点水”，现在下村入户的多了，蹲机关的少了；讲方法、讲策略、耐心说服引导的多了，对群众搞行政命令的少了；解决基层问题的多了，被动应付的少了。前些日子建万亩苹果基地，党政干部、农技人员纷纷来到田间地头，干部和农民的劲往一处使，心自然比以前近了。
记者：目前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或者说期盼？
孟小龙：一是像村道、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都盼公共财政投入；二是机构改革后，镇、村两级干部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素质，这笔钱，还望市、区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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