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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交行宣布由原任副行长李军出任行长一职。7月底开始的国内银行业连环人事变动至此画上了句号。在这一轮人事调整酝酿和实施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三方中有两方(交行、建行)均已在香港上市，是独立的由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而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银行也正计划年内赴香港上市。
今天出版的国际金融报刊载文章指出，在经济和金融改革领域中，需破除“国际惯例”教条，使中国特色和接轨国际之间保持平衡。
9月13日，交行宣布由原任副行长李军出任行长一职。7月底开始的国内银行业连环人事变动至此画上了句号。在这一轮人事调整酝酿和实施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三方中有两方(交行、建行)均已在香港上市，是独立的由公众持股的上市公司，而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银行也正计划年内赴香港上市。
针对不少人指责人事调整中违背了公众公司任用高管的规则，文章指出，将这一切置于中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同时保障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安全运行的大背景下时，更应当认识到决策层小心地在中国特色和接轨国际之间保持平衡的苦心，而简单地批评这种做法则失之于片面和肤浅。所谓一改革就讲接轨，一讲接轨就生吞活剥、一切照搬的做法，其实已经给改革思路带来了不必要的干扰。
文章表示，在目前的经济和金融改革领域中，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中资银行正在进行的核心业务系统改造，有的银行花了大代价将基于国外先进银行运作经验的核心业务系统整体移植，来替代自己原有的系统，却发现难以行得通，必须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做大量修改；有的银行仅借鉴国外经验的皮毛，在基于自身原先业务流程和管理框架的基础上作相应调整，结果只是换了个漂亮的外包装，并不能真正达到提高效率、适应竞争的根本目的。
再比如说中国仍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计算一个国家合理外汇储备规模的理论模型有很多：根据一国外贸总量、保持3至6个月进口额为宜的理论模型是较早也较为传统的一种，其后众多经济学家又发展出结构比例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各种模型，每种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样，计算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并不存在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中国在考虑参考那些理论模型确定合理规模、如何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外储管理经验时，也必须要尊重中国当前改革开放所处阶段的特殊国情，适应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最新变化。
文章最后表示，任何一种实践经验也都有它的具体性，是特定的主体基于自身特定的情况而采取的特定做法，不可能简单地复制和移植于其他主体。中国到底该如何做，选择和评价的标准都只有一个，就是体现和保障了“国家整体利益”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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