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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教师集体离婚事件，像是一则新的《儒林外史》。事件起因是教育管理部门鉴于教师数量过剩而欲进行裁员(说得好听点，可叫“下岗”)。教师队伍裁员，不是一件容易做的工作。该地教育管理部门设计出一套“方案”，恐是出于善意，方案提出，对离异教师，可给予续聘待遇。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教师们对裁员方略作出了行为艺术般的反应——纷纷火线离婚。
据说在该镇，教师们见面不再以传统的“吃了没有”为问候语，他们发明了一个新词句“离了没有”。以幽默的对立面荒诞为形式，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对此一事件也作出了反应，其负责人表示，要追查这些离婚教师中，到底有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真离婚与假离婚怎么判断？不易。若是真的要追查，那岂不是要派出规模不小的“离婚私人生活勘察队”日夜监视离婚教师们的隐私活动吗？若不然，而仅是叫老师前来问话，责令他们说出秘密，那么，老师们都不是傻瓜，必定会再度顺着政策来寻找对策。假如当地教育部门删除那一有关规定，那么，教师们复婚的比例就会高起来；而假如反之，作为理性人，他们当然会为了生活而克制感情。有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向记者说，他要尽其所能劝老师们复婚。这样表态，令人啼笑皆非。
我怀着矛盾的心态观望这场活生生的戏剧。站在教师的角度看，我认为，教师也是人，管理部门不能为了展示自己所谓的“改革力度”，就置教师的生存权于不顾，何况用离婚作为“上岗”的条件来“改革教育”，并非良策。不过，有时替管理部门的人想想，我也能理解，教师数量如果太多，对于政府无疑构成沉重负担，而中国的学校也广泛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对鱼目混珠的教师队伍进行精简和结构性调整，本无可厚非。
我不能自恋地以为自己的这一矛盾心态有什么广泛的说明性。然而，我私下常想，导致我这一心态矛盾的背景，不正是我们的教育改革的困境之一吗？一方面，教师们(包括大学教师)，好不容易摆脱“臭老九”身份，好不容易在生活上得到多一点照顾，一下子人们又以种种“理由”来将他们定位为“负担”(在其他情况下，也包括道义上的“负担”)，这实在没有道理。另一方面，这些年，教师地位和生活得到改善，这使教育行业增加了太多人(甚至从政、从商者变教师的例子也有)，如此一来，便给政府增添了财政和行政管理压力。要完成提升教师的地位与收入和提高教育“效率”的双重“任务”，最简练的办法，自然是裁员。
然而，理性思考与现实生活还是不同。现实上，我们都是人，受着社会生活的约束。作为人，我们中哪位能保证裁员裁的就是“孬种”？又有谁能保证“上岗”的教师都是“好汉”？不说丹东，就说我们那几所著名的高等院校吧，它们或许是怕出现“集体离婚”之类事件而设计出了自己的“改革方略”，比如，在教师待遇实行“岗位津贴”制度。这一制度的设计意图是善意的，主要是为了在不导致教师队伍过于震荡的前提下，使那些工作量大、贡献大的老师获得更好的待遇。然而，制度实行以来，也出现不少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不少大学教授抱怨说，真正工作量大、贡献大的老师，得到的待遇反倒比其他人低。我曾经问一个单位领导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这是为了维护单位的内部团结。
怎样更好地平衡国人所谓的“团结”(其中常隐含权力因素)与“效率”？这是教育改革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理论上说，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门要避免动不动以“下岗”来威胁教师，另一方面，教师也要避免动不动以“公平主义”来维护自身利益。不过，要实现这个“双避免”，实在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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