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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幸福指数已经开始进入各级决策者的视野，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目标。
幸福指数成为现实的政策目标，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
作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目标，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它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已经使大多数民众摆脱了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民众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从追求生活水平提高到全面提升生活质量，开始成为多数民众的一种客观需求，也开始成为社会宏观决策现实的目标。其次，它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统一，从一味地追逐单向度的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指标)，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重新审视以往社会发展指标的必然结果，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它与社会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党在政策选择上必然把为民众谋幸福、为民众提供尽可能优越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作为所遵循的价值标准。
幸福指数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片面强调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对于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状况是很不充分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因此，提出幸福指数这一指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运用这一指标衡量社会进步发展时，要切实避免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向。作为一种约束性指标，幸福指数不可能取代GDP指标，而只能是互为补充。特别是由于“幸福陷阱”的存在，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
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
其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引起了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关注。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幸福指数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在反思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利用幸福指数对社会良性运转进行监测时，我们特别应当注意两种可能出现的不良发展模式：一是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出现整体性的价值迷失和精神空虚。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因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而导致民众对执政力量的离心离德，社会矛盾激化，从而引发社会动荡，使发展受阻。
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民众幸福指数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和统计调研部门，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指数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的走势和变化规律，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不仅如此，还应当深入研究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幸福指数变动的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从而提高全社会主观生活质量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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