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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读《江选》一至三卷，真可谓开卷有益。目及字字行行，心神相随，不觉间受到了科学理论、先进文化的熏陶。掩卷静思，心灵长久地徜徉在《江选》所开启的宏大精神殿堂之中。《江选》的文脉源远流长，纵，通古联今横，中外相济。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的原引，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特别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阐发，体现了江泽民同志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对孙中山、鲁迅、方志敏等仁人志士言论的论及，勾画出革命精神的息息相通，继往开来。对外国古今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的援引阐发，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众多，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对世界优秀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益成分的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科学态度。《江选》给人以强烈亲切感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对国学、经史子集的引用，可谓是精选精引，古言今用，新意迭出。
1.以古为鉴，治国兴邦
江泽民同志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深谙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他与安南会谈时引王安石《登飞来峰》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国家兴亡必有其故。《江选》至少两次完整地引用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当今中国，立国之本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作为执政党首先要善识于人，善待于人。“天地之间，莫贵乎人”，所以，“仁者莫大于爱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执政者的要务是致社会富足，而“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作为执政者，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节操。
作为执政者，要铭记“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隋炀帝役民力过度，加之穷奢极欲，纵情声色，百姓揭竿而起，招得“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的嘲讽。可叹隋文帝一扫南陈的霸业，速败于隋炀帝之手，短命的炀帝缢死后，其坟后迁至雷塘一隅。执政者必须忧劳图治，切不可如唐玄宗那样，“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执政掌权者要带出好风气，切勿出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恶风。
“文武并用，长久之术”。治理国家需统筹兼顾，“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执政者要善于审时度势，“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经世济民的思想和主张，江泽民同志取其要旨，得其精华，在治国实践中重现古人治国安邦思想的新的生命力。
2.多彩世界，和而不同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本来是孔子对人生阶段而言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联合国五十诞辰之际引用此语，确有新意。国与国之间总少不了些是是非非，对有的是与非，要采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态度。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制度多元，缤纷多彩，当属“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古今中国向来奉行“君子和而不同”之道，因为，“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道的得与失，下场各相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无论是军事、外交，还是为政、做人，皆同此理。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与国之间，也要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切不可搞霸权，耍大牌。要“远者来而近者亲”，“远者以礼，近者以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江泽民同志于1993年11月19日与克林顿会晤时引此古话，用意鲜明，劝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者”和指指点点者多听一些，多看一些，了解得全面一些。崇尚亲善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卑自贱，软弱可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从一个国家到一个人，都要“言必行，行必果”。我们中华民族，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人民坚信，世界的明天会更好。
在对外交往中，江泽民同志以古论今，彰显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中丰富的“和合”底蕴和价值理念，明确无误地表达出当代中国对世界和平的不懈追求，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友善邦交、自强自立的思想在当今中国外交中显示出厚重的现代价值，蕴含其间的理性普适性在建设新的国际格局中得到了新的体现。
3.天下为公，浩然正气
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人是要讲正气的。“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古来有史可法的民族志节，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情，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亦有孟子“我善养吾浩然正气”的自白，有苏轼“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抒怀。江泽民同志两次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诗句，前一次是借以说明林则徐精忠报国的赤诚之心，后一次是一九八九年向全党发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首。要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要坚持敬业笃行，皆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做人要常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人不可以无耻”。为人要义利兼顾，不可为富不仁，要“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江泽民同志由这一反映生活哲理的古话延展到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他告诫道，“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他看来，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高下自明的人生境界。江泽民同志从江苏民间择选言明意赅的俗话，“家有黄金数吨，一日不过三顿”，此话浸透着古人的悟世之道。江泽民同志完整地引用了两段文字来教育领导干部要淡泊名利。一段是引了郑板桥《道情》组诗中的一首：“老书生，白屋中，说黄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另一段是引了《旧唐诗》卷七十《岑文本传》中的话：“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同志是用现代白话对原文做了古文今译：“唐太宗时期有一个大臣叫岑文本，有人劝他给自己的家庭置点产业。岑文本说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我本是一介布衣，起自民间，当年我徒步进入京城长安之时，没有想过要做大官，能做一个秘书郎、一个县令就于愿足矣。后来，朝廷重用我，位至宰相。我所得到的薪俸已经够多的了，我时常为之感到惶恐，还要置什么产业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许多多流传百世的劝人方，无论是儒家强调的入世，还是道家崇尚的出世，都是劝导人要做个好人，规范人要做个有德行的人。这些劝人方具有超越时空的警示育人功能，可以用来教育当代人，教育党员干部。读《江选》可以得知，江泽民同志在阐发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思想时，引用古来已久的劝人方最为集中，引用的次数也最多，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可以说推心置腹，到了苦口婆心的程度，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令人久久难忘，警钟长鸣。
4.人才辈出，活力不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代有才人出”。唯有人才辈出，我们的事业才活力不竭。自古英才出少年。江泽民一连列举了古代数名年轻人才，如著《治安策》的西汉的贾谊，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的唐代王勃。韶华之年的李白写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的语句，有着工科背景的江泽民同志评价到，此时的李白已意识到了四维空间，X、Y、Z，再加上时间。
江泽民同志独具匠心地选用三位古人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和党的人才观。一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强调的是选人要不拘一格；一是“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强调的是对人才要加强磨炼；一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强调的是要营造人才辈出的局面。
江泽民同志举引古代有关人才和有关人才的诗文，表明了他的大科学观，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属科学之列，表明了他的大人才观，即古今中外皆出人才，老中青皆有人才。尤其是他将龚、郑、朱诸贤的诗句连为一体，表达了选人才、用人才、得人才的完整思路。这启示我们在读古诗文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和增强联想力、与现实问题的契合力和对当代理念的表现力，同时也要展现古诗文作为解释工具的巨大张力。
5.谋事在人，成事在人
人活着总要干点事，特别是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党和人民做事。如何干成事情，江泽民同志认为，要认清“物无不变，变无不通”。要分析情势，统揽全局，抓住机遇，适时而动，趋利避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成事与否的基本前提；“远虑者安，无虑者危”，是对办事人的谆谆告诫；“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这是成就事业的一条主要经验和一般规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已成为国人的一个思维定势，江泽民同志引用相关的古文，深刻地说明了客观因素对办成事的正负影响，更引申阐明了人的精神状态、人的聪明才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对办成事的能动的决定性作用。
《江选》对中国古代书文博引旁征，涉人物之众多，引书文之广博，用意之深刻，效果之显著，是非常值得做专门研究的。从对《江选》所引用的古今中外诸多书文加以梳理，从中探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现代性、民族性、可通约性，从而引导我们努力开掘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解释功能，以促进我们的文化自觉，这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是江泽民同志《登黄山》诗中的佳句。我想择首句并改动一字，即以“且持妙笔书奇景”作为本文的题目。正是江泽民同志持其妙笔铸成了《江选》三卷，向世界呈现出一道奇丽的文化景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一朵无比珍贵的奇葩，描绘出了中国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美好前景。(杜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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