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为何“无礼”
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
“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礼仪背后的东西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
“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玥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
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
“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
“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少些文明公约，多些具体指导
“我们要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旅游是个切入口。一般旅游的人算是比较有钱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从这些人往下抓，一级一级带动。”中央文明办一位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的初衷。
这位负责人在会议的间隙接受本报采访，他所在的中央文明办正会同商务部、外交部、公安部、建设部、铁路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等8部委，讨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行为公约》的具体内容。按照原计划，指南和公约要抢在“十一黄金周”之前出台。
“马上‘十一黄金周’就要来了，这是开展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最有利的时机。”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李任芷说。
出台之后的公约和指南将被纳入公务员政务礼仪培训和商务培训。按照设想，有关部门将对出境游人士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签订《文明旅行承诺书》，并对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设计举报机制，“商务团举报到商务部；自费游客举报到旅行社”。
对于“打算修订护照法，对行为不文明、破坏中国‘礼仪之邦’形象的游客，予以限制出境或不发给护照”的说法，中央文明办的这位负责人予以否认，称“尚未听说这样的提议”。
“少一些文明公约，多一些具体指导。”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有关部门应对不文明行为分级，“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随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场所脱鞋袜，挖鼻子等都属此列。次之，是不排队、加塞、恶语相向、上厕所不冲水等没有教养的行为。再次之，是对国外文化不了解或者文化素质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庙里行为不慎，吃饭时猜拳行令。
对于“动物行为”和“无教养行为”应以明确的规则禁止，而基于对“国外文化不了解”而产生的行为，旅行社等相关机构应尽到提前告知的义务。
与20条旅游不文明行为一起征集来的“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20条建议中，也包括一些对旅行社行为的限定，“组团出游之前，说明目的地的风俗习惯、礼仪规范、民族禁忌及行为方式”。
有些导游在旅行途中会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垃圾等“旅游注意事项”，“但老说客人会反感，认为旅行社歧视他们”，即便客人出现不文明行为，甚至打架，导游也只能劝，“客人可以向旅游局投诉我们，我们不能投诉客人。”在华夏国旅做过5年导游的李小姐说。
另外评论人士指出，“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
人类是会笑的动物
台湾女孩任怀乡和丁玥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她们会把身边的不文明行为跟“大陆将向何处去”联系起来。
“城铁站年轻人都插队，如果是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工作者就算了，往往都是学生样的，要不就是父母拉着小孩犯规。”
宿舍楼前3个连在一起的垃圾桶，一般最远的都是空的，靠近门的一定满得流出来。
网络论坛上，一方说话不礼貌，另一方就会用更不礼貌的话骂回去。所谓辩论，常常是抓住对方的一个漏洞，不停地进行人身攻击。
人心冷漠。丁玥曾见一个大一女生骑自行车摔倒，一边哭，一边一瘸一拐地往宿舍走，校园里来往的学子，没有一个人停一下表示关切。丁玥骑自行车把她带回宿舍，她问丁玥是哪里人，丁玥答后，那女孩说，我就知道你不是大陆人。
学校的办事机构像衙门。教辅人员对本科生指着鼻子呼来喝去。“今天这个学校怎么对这些学生，这些学生明天就会怎么对这个社会。”任怀乡说。
并不是只有外来的眼睛才对不文明的行为有锐利的感受。于爽的家在北京四环以外的新建小区，小区紧临一条宽阔的马路。驶出拥挤的内城，机动车在这条没有交警和摄像头管制的马路上撒开了欢，一辆辆疾驰而过，掀起一片尘土，毫无礼让行人的意识。
媒体工作者郭先生从北京出租车司机那里听来一个掌故：考虑到长安街中间安置铁栏杆不雅，道路管理者去年曾拆除，但很多司机就直接横穿中线在天安门广场停车，两个月后只能恢复安装铁栏杆，管理者无奈地说中国人只适合“圈养”。
服务行业的面貌与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的2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人类是一种会笑的动物，但中国的女护士、女车掌和女店员是例外。当你进店之时，活像一头猫撞进了老鼠窝，小眼睛全充满了敌意地望着你，如你索物，则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后告曰：‘贵得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