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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论述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核心问题。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建立以来，我们党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艰辛的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相继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改革方案，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观念，并最终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在党的十四大上作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但实践也告诉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完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最近出版发行的《江泽民文选》和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这一问题都有大量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运用计划手段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途径，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而市场对经济信号的反应却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1页)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江泽民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9页)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他还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计划就一无是处。相反，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一定的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与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江泽民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0—91页)“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同上，第3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同上，第31、3、159页)这就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江泽民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7页)“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41、227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66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
其次，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
再次，经济体制转轨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的范围、形式也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我们也应注意认真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02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上，第212页)过了两年，他进一步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204页)这些论断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没有取消经济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一些有益经验，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所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应当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离不开对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误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1、90页)他还说：“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一时还难以完全做到。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机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时机地解决矛盾和问题。”他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同时，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加强纪律性和法制观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纪律松弛的现象。”(同上，第200、119、46页)可见，在当前情况下，运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论述，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怎样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把学习《江泽民文选》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两方面共同努力，保证我国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文/朱佳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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