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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该报记者近来连续追踪报道了8月18日在日本千叶县木更津发生的中国农业研修生崔红义持刀杀人、造成一死二重伤的惨案。10月1日，记者接到了来自黑龙江省的侯思源先生的传真，据侯思源介绍，千叶县农业协会在黑龙江省招收农业研修生，他曾经承担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作为亲历者，他目睹了农业研修生种种不平甚至是凄惨的遭遇，出于自己的良知，他表示要站出来，揭开杀人案背后的层层内幕。
侯思源向记者传真了近60份相关的一手资料，侯思源披露：社团法人千叶县农业协会是农业研修生的第一接收机关，死者越川俊是农业协会事务局的副局长，另一受伤日籍华人女性是死者越川骏的妻子，也是千叶县农业协会的职员，在日本的职务是：农业研修生的生活管理员，在中国的职务是：日本千叶县农业协会驻齐齐哈尔办事处的负责人，在中国负责招募、培训、派遣农业研修生的一切事宜。
从2000年1月开始，千叶县农业协会从黑龙江省接收农业研修生，迄今已有300余人，第一批至第五批是千叶县农业协会接收与中国的政府机关和中国的企业签约派遣的共计132名农业研修生，从第六批开始，与赴日农业研修生签订派遣合同的企业是千叶县农业协会在齐齐哈尔实验农场，该农场是未向工商局注册的非法企业，其公章也是自己刻制的。
侯思源强调，崔红义去日本进行农业研修，他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杀人。千叶县农业协会属下的中国研修生遭到层层盘剥，稍有不满，就会被遣返，他们完全是一群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崔红义面临遣返，越川骏等不给其结算管理费余款，那么崔红义面临的就是巨额债务，崔红义在日本起诉支付不起律师费，也没有合法的合同和收据，在中国起诉，中国实际派遣单位又不存在。侯思源反问道：崔红义要承担杀害越川骏的法律责任，但又有谁对崔红义所遭到的不法待遇承担责任呢？侯思源表示，如果不能真正保护中国农业研修生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惨案是迟早要发生的。
通过侯思源提供的线索,记者10月2日电话采访到了崔红义的哥哥崔红伟，据崔红伟介绍，在崔红义杀人事件发生后，没有任何机构或媒体找过他们家属，他们也是通过中国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确认崔红义的消息。崔红伟至今也无法接受崔红义杀人这一残酷的事实。崔家兄弟三人，崔红义是老二，崔红伟现在在国内攻读硕士学位，三弟目前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崔红义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年成好的话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万元人民币。为了供哥哥和弟弟读书，崔红义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崔红伟说崔红义性格相当温和，很能“忍”，他实在是想象不出弟弟怎么会动刀子。崔红义到日本后每半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除了说工作的地方比较偏僻、有点孤独之外，对工作强度和农场主等并没有不满，但在出事前的一个月，家里就一直没有接到崔红义的电话，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事，崔红伟至今还是不清楚。
崔红义出国前从亲戚那里借了2万元人民币，并从外面借了6万元人民币的高利贷，沉重的经济压力很可能强化了崔红义内心的焦灼感并进一步导致其情绪失控。在采访崔红伟时，电话那端传来的还有凄凉的哭声，那是崔红义母亲的声音。崔红义目前关在何方、服农药自杀后的恢复状况如何、在监狱中情绪是否稳定等等，这一切，崔红义的家人一概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方式才可以给崔红义捎个口信。
10月4日，记者又收到了崔红伟发来的电子邮件，在电子邮件中，崔红伟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信息，经崔红伟本人同意，《日本新华侨报》在第三版予以全文刊载。对赴日中国农业研修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记者今后将继续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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