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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06年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图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在主席台上。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举国关注。全会公报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围绕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了部署。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充满期待。
期盼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
记者李柯勇北京报道：孙国英，58岁，北京市海淀区居民，10年前从河北唐山一个镇供销社病退。老伴马上也要退休了，两个孩子已经成年，全家吃住不愁，她觉得自己生活还算幸福。多年来，她一直感到不平衡的是，同样是30年工龄，为什么自己退休金只有600元？
她说：“还有养老费，我们企业穷，交不起，只能职工自己交，职工更交不起呀！养老费交得少，退休享受的待遇就低。”
在她看来，“这么多年，一些人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利用国家资源赚了大钱；而另一些人却承担了不合理的成本，成了困难群体。”
六中全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这给了她新的希望。这位37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家应该有办法缩小贫富差距，社会主义制度好就好在它更能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公共服务
记者张泽远甘肃报道：大涝池村位于甘肃省榆中县北部，已经连续四年庄稼因干旱绝收，但村民没有外出逃荒，因为各级政府积极救灾，加上免除学杂费、实施新型合作医疗等措施，农民灾年不再为生计发愁。
魏敦忠老汉说：“现在吃饭不成问题了，要是啥时候咱农民能像城里人一样，干啥都方便，那该多好啊？”
今年8月，他的孙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为交通不便，送到县医院有些耽误，穿了孔。他说：“人家城里娃得个阑尾炎，一般也不会被拖成穿孔。我孙子还算好的，去年邻村一个娃也是这病，村里连个机动车走的道都没有，爹娘背着孩子赶了20公里山路去镇卫生院，结果腹腔都感染了，小病拖成了大病。”
村支书梁延庆说，六中全会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最需要的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否则，最后弄得国家给农村的好政策都被抵消了。
扩大就业是和谐社会基础
记者胡梅娟天津报道：鲍春玲，40岁，一身明黄色的风衣充满朝气。外人想象不到，她的就业之路充满坎坷：十多年前，她从天津市电源设备厂下岗，当过饭店迎宾员，又搞非洲大雁养殖，几经失败，解决了孵化问题，又碰上禽流感，许多经销商撕毁了订单。守着满屋子积压的货，她欲哭无泪。
十年就业路，鲍春玲体会了许多酸甜苦辣、人情冷暖。“苦恼经常有，一度干什么都没兴趣，甚至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她认为，就业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在就业中丰衣足食，体会劳动的乐趣，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如今她终于挺过了最艰难时期，正忙着准备开一家大雁特色饭店。在她带动下，天津市北辰区有100多户农民加入大雁养殖网络，她还准备吸引更多下岗失业人员加入自己的事业。她说：“我自己是苦尽甘来，但是天津这个地方产业工人多，现在我周围还有很多下岗职工在苦闷中徘徊。”
鲍春玲觉得，自己能够走向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和坚持，更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出台的多种鼓励下岗人员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六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她的理解是，让大家从生活保障转向就业保障，国家应当鼓励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再就业政策。通过动员社会各种力量，采取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手段，让没有就业岗位的人走上就业之路。
愿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公平
记者肖春飞上海报道：叶峰，上海海事大学大二学生，一年多时间来，一直在浦东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担任志愿者。
“没有农民工，上海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但是他们的孩子很多还不能享受城市教育资源。”叶峰说，“农民工的想法很淳朴，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走自己这条路”。
他了解到，上海市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学校有300多所，人数在20万左右。跟以优质教育资源著称的上海公办学校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师资低下。
他说：“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的，一些教师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而办学校的老板，很多人只是为了赚钱，不会费很大力气去提高教育质量。比如说，很多学校没有替补老师，假如一个老师生病一星期，那么这门课便会拖一星期的课。”
叶峰说，六中全会提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令人鼓舞，只是别忘了农民工子弟。现在上海已经出台不少措施，缓解了农民工子弟读书难题，但是，读书仍是农民工子弟的一大难题，缺乏制度化解决办法。比如，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只能接受小学到初中教育，高中怎么办？回到农村去？
希望看病不再难
记者王茜黑龙江报道：对于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哈尔滨市道里区尚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周正红有独特感受。他76岁的老母亲去年冬天患脑梗塞，到一家市级医院检查后，需要住院。由于他每月薪水只有1000多元，请不起一天50元的陪护，只好自己回家用药治疗。他说：“好在我是个医生，要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岂不更难？”
这位从业20年的医生认为，目前医疗费用高很大程度上在于用药问题。“比如青霉素，毒性很小，是很好的抗菌素。就因为价格便宜，现在大医院很少用，只有社区医院用，一些老患者很欢迎，管我叫‘青霉素医生’。”
周正红说，“可是我有时候也很困惑，不知道当一名‘青霉素医生’到底对不对，因为长期开低价药，医院赚不到钱，发展受到影响。我们这个社区医院经费很紧张，一些检查设备都用了十几年，房子只做了一次‘四白落地’的简单装修，还赊了不少账。”
周正红看到，医疗体制不顺导致了恶性循环：大医院经费充足，集中了优质医疗资源，患者蜂拥着往里挤，“医疗红包”“药品回扣”等不良现象广泛存在；而社区医院不仅处境艰难，而且得不到患者信任。到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演愈烈。
六中全会提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周正红的希望是，尽快明确医院性质，加大对基层社区医院的投入，使之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完成好首诊分诊作用，让患者高高兴兴。只有合理的投入，合理的治疗，医院合理的发展，医患关系才能和谐。
进一步畅通农民利益诉求渠道
记者苏晓洲湖南报道：在湖南一个贫困山区县当了11年乡干部的黄良辉，经历了农民从负担沉重到“无农业税时代”的变迁。在他看来，除了让百姓脱贫致富外，农村社会矛盾化解、农民合法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也关乎“国本”巩固与可持续发展。
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家族等农村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已被打破。构建和谐社会，亟待建立完善新的社会系统组织，解决农民合法诉求渠道畅通问题。
六中全会提出“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黄良辉建议，政府应该转变执政理念，敞开大门迎接群众诉求。要设立方便的办公场所和精干的专业队伍，及时掌握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群众意愿，为群众服务，有效地化解矛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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