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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毛泽东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在整理相关资料时发现，红军长征对当时天津社会，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4年4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红军长征初期，党中央在部署战略转移的同时，制定了北上抗日的路线方针，并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配合红军北上行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天津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将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在社会各界广为传播，从而给各级党组织和各阶层爱国群众以极大鼓舞，为进一步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长征在天津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秘密通知，做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地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随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相继发表了《八一宣言》等重要指导性文件，提出了愿与国内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部队、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天津引起了强烈反响。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加紧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在其统治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尽管国民党当局竭力封锁消息，但天津广大进步的学生、工人和各阶层群众，在两年多时间里，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红军的一些情况。那时，红军还没有使用“长征”这个名词，而是称“北上抗日”。这个时期，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紧紧依靠党员和进步群众，利用红军北上抗日的有利时机，有重点地开展了宣传活动，从而使党员和人民群众很快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部署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初期，天津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团体。同时，天津的左翼文化团体也有了发展。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中共天津市委出版了《天津卫》和《穷人生活》各一期。印发了《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1000份，并在主要街道和一些群众聚集区张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拥护红军北上抗日
1934年12月8日，在红军北上抗日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正式建立。这是由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们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并发出“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与红军北上抗日的战斗相呼应”的新口号。天津一名织布厂的工人代表立即登台演讲，愤怒地列举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情绪激昂地表示：“日军欺负我们，现在红军要北上，大家去当红军，使我们走上光荣的道路”。最后，大会一致通过决议：拥护红军北上收回失地，工、农、学、商自动武装起来，同红军共同对日作战。当大会通过了致北上抗日红军的贺电时，全场掌声雷动。
935年8月31日，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第四十四期，发布了红军长征捷报。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的报刊宣传抗日，而《八一宣言》主要是通过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其它途径传到天津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党在天津的“特科”组织负责人南汉宸立即在党员中传达了这一消息和《八一宣言》精神，研究制定了贯彻《八一宣言》应采取的方针、办法，从而为天津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与此同时，红军北上抗日和长征胜利的消息，在天津大中学校广大爱国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一时期，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校进步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帮助、引导下，也秘密传看《八一宣言》，使他们及时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天津法商学院教师、共产党员阮慕韩和中山中学训育员周梦熊，不仅将得到的《八一宣言》借给学生们传阅，而且亲自到学生们中间讲解宣言精神，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阮慕韩还向学生宣讲方志敏、寻淮洲、粟裕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事迹。南开大学党支部除在学生中间宣传《八一宣言》精神外，还将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在学生中秘密传阅。在红军长征精神的鼓舞和感召下，一些青年学生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到陕北参加红军的请求。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天津社会各阶层中激起强烈反响，对天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1936年5月3日，共青团中央在致全国学生的信中，深入阐述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意义，号召：爱国学生们“要继续的到民间去，要扩大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极端的注意把抗日的宣传与当地民众的生活联系。解决他们目前最迫切的痛苦。更容易使他们接受抗日宣传，同时更容易把他们武装组织起来。”按照这一方针，参加农村“义教”活动的天津爱国学生，在党组织领导下，自觉地以红军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相互勉励。北洋大学和三八女中的学生在王兰庄开展“义教”活动时，以红军为榜样，在困难中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培养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些同学经过艰苦磨练，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其中不少人在暑期后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此外，他们还在广大农民中进行红军英雄事迹的宣传，使广大贫苦农民从中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文学作品宣传红军壮举
为宣传红军长征的消息，这一时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纷纷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宣传红军长征的英勇壮举。其中，章靳以、吴组缃、李尧林(巴金胞弟)等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在当时由南开中学进步学生创办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的刊物《野烟三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追求光明的诗歌、散文、小说。“野烟社”是一个自发的进步文艺团体，其后，在“一二·九”运动时期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南开中学进步学生，曾经都是“野烟社”的社员。1935年1月10日，《野烟三周报》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著名作家吴组缃的描写红军长征初期情况的散文《一个最最好的感想》。这是目前发现的天津发表的第一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份刊物当时是由坐落在西北角的天津博古书局出版发行。博古书局经理是梁敬亭。这份刊物主要刊登一些针砭时弊、描写劳苦大众生活的小说散文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它于1934年10月创刊，共出版了两卷4期，第二卷第1期出版后即停刊。这篇散文就是发表在《野烟三周报》最后一期。当时临近春节，该刊封面标以“迎春号”。吴组缃的这篇文章虽不足500字，但却在天津市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第一次了解了红军战士在长征初期的真实情况。
吴组缃1908年生，安徽泾县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后任中央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此文写成于1934年12月25日。作者在回家乡探亲时，亲眼所见，认识了真正的红军，并得出了理性的结论——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一把茅草胡子，像戏台上二花脸那样的人。”他对红军的印象是，“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这不是容易的。”同时，吴组缃还把当时一些贪图享乐的青年人与红军战士作了比较，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知道了除了这一类的而外，还另外有一种迥然不同的少年人。”从他们身上，吴组缃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不禁为我们国家民族抱起很大的希望”，“这是我近来感想中最最好的一个”。在这里，作者用“最最好”三个字，充分表达了他的激动心情。
长征推动抗日救国运动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北上抗日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在其统治区，对左翼文化运动实施疯狂的“围剿”，对人民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1934年2月19日，天津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249种进步文艺书刊发行。11日，中共天津市委遭受严重破坏，一些党员被捕入狱，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就是在这种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敢于写出歌颂红军的文章，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天津博古书局能够刊发这样的文章，也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它充分表明，在敌人严密统治下的天津，还有那么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追求光明与进步，在进行着唤醒民众的崇高事业。
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给正在国统区兴起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巨大的推动作用，为随后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的：“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王凯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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