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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曾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像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张水发将军一辈子身经百战，对在军委二局当译电员的那段经历情有独钟。在身体硬朗的时候，他会念叨念叨“我们二局”。
细细的针头牵着塑料导管埋在老人干瘦的左臂静脉中，不断输送着药液。
这是一间里外套间的病房，44岁的小儿子张欣光的目光始终停在爸爸身上，不时帮老人擦擦嘴唇，掖掖被角。自从2000年母亲去世后，他就将爸爸从天津警备区第二干休所接到昆明自己家里，这段日子是父子俩有生以来在一起生活最长的时间。
一阵熟悉的音乐响起，见父亲依旧平静地熟睡着，张欣光才轻轻地坐定下来——电视剧《暗算》开始了。
屏幕上，主人公钱之江、唐一娜和汪洋正在紧急破译一份中共密电，紧张的气氛让人窒息——很少有人知道，钱之江的原型就是我军大名鼎鼎的“红色特工”钱壮飞烈士，而病床上的这位老人曾与钱壮飞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时期并肩战斗多年。
病床左右各立着一排监护仪，不时发出有规律的“滴答”声，好似老人在战争年代破译的电波，只可惜他再也没有能力讲出那段摄人心魄的光辉经历。
2006年9月9日，在昆明军区第43医院特护病房住院的这位老人就是长征时中央军委二局的译电组组长；抗战期间当过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秘书；原昆明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司令部顾问，天津警备区第二干休所离休干部，现年87岁高龄的开国少将张水发将军。
在记者到来前的24小时，医院刚给老将军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儿子模仿爸爸口气说：这是机密！
几十个人凭着缴获的几台小功率电报收报机，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搜集敌人的电报，一次次破译成功，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提供了可靠情报。
“越来越后悔了，当初为什么不多让爸爸讲讲他的革命经历。”张欣光不由自主地微蹙起眉头。
因为哥哥姐姐都年长他十几岁，早早离家当兵，当教师的母亲更是忙于工作无暇照顾他，小时候他整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父亲后面。可即便如此，父亲也很难得和他说话，总把他扔到吉普车里，到吃饭时就让司机给他弄口吃的，有时整天忙工作，就把他给忘在车里，“我哭够了，就蜷缩在后座上，饿着睡着了。”
年幼的张欣光并不理解父亲的工作性质，但说话却能模仿他的口气，压低声音、拖长声调说“这是机密！”长大后他才知道，爸爸参加革命后长时间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机要部门工作，一切和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一律守口如瓶，不对包括妻儿在内的任何人透露半个字。
慢慢的，孩子们也不再关心这些。
1932年初，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包括多部无线电台。中革军委决定将总参谋部执行侦听任务的侦察台从通信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即前方二局)，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
此前一年，14岁的张水发从福建连城老家参军入伍，由于上过几年私塾，是部队中为数不多能够识文断字的战士，当即就被选为译电员，经培训后上岗操作，很快因业务能力出众升任译电组组长。
1933年5月，中革军委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即后方二局)，钱壮飞任局长。1933年12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局(即前方二局)与后方二局合并成立新的军委二局，局长为曾希圣，钱壮飞为副局长。
军委二局是一个极机密、极重要的单位，在二渡赤水以后，毛主席就开始亲自主管军委二局。但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它的规模并不大，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就是这几十个人，凭着缴获的那几台小功率电报收报机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在长征中一路走，一路听，一路搜集敌人的电报，一次次破译成功，摸清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及时给军委提供决策情报，立下汗马功劳——从1932年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委二局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相当一部分都是特别密码本，为红军反“围剿”和长征胜利提供了可靠情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二局的掌控之中。
四渡赤水期间，在龙里和贵定之间总共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反复进出，来回穿梭，把蒋介石的军队调来转去，局外人看来匪夷所思，非常神奇。这中间除了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着军委二局提供的准确及时的军事情报。
“爸爸一辈子身经百战，唯独对那一段经历情有独钟。”几年前，张水发将军的身体还算硬朗，偶尔也会在合家团圆时念叨念叨“我们二局”。
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是一家通讯公司副总的张欣光越来越对爸爸传奇般的军旅生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和我们一样，他也只能从书本和影视作品中获知父亲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这部《暗算》他已反复看过多次，可只要有空，他仍会习惯性地按着遥控器，在五六十个频道中搜索《暗算》，他觉得这里面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
最佩服品学兼备的将帅之才
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已具备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秘密武器。毛主席曾言：“没有二局，长征难以想象；有了二局，我们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我爸特别佩服曾希圣和钱壮飞，说他们是天分和勤奋兼备，品质和学识并存的将帅之才。”张欣光又朝里间张望一下，将军依然神色安宁。
他说，他们姐弟三人读书时的成绩都非常好，常常能考出“双百”，一来二去自己也有些飘飘然，总将“我多聪明啊”挂在嘴边，但只要让爸爸听到，就会立刻板起脸孔，训斥他们“不知天高地厚，这点小聪明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儿，看看人家曾希圣、钱壮飞……”
在张欣光的记忆中，父亲多次讲过钱壮飞智救周恩来等同志的故事，每每讲完的时候，还会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这叫有勇有谋！”
“红色特工”钱壮飞1896年出生在浙江湖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上海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国际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是他的同乡，并且知道他才华出众，不久就破格将他提拔为机要秘书。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期间，钱壮飞将截获的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报告给党中央，对反围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1年4月，任中央特科领导职务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出卖了武汉地下党、红二军团以及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的全部核心秘密，钱壮飞也因此暴露，但在这千钧一发，自身安全都难以保全的危急关头，钱壮飞立即将这至关重要的情报转告党组织，并掩护周恩来等一大批同志安全转移！然后自己才机智地摆脱敌人追捕，几经周折来到中央苏区。
让张水发将军感到无比心痛的是，1935年3月29日，在第二次强渡乌江中，他最为敬重的首长，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遭遇空袭后和部队失去联系，1935年4月1日被当地土匪杀害于乌江北岸的金沙县后山乡境内，年仅39岁。
而二局局长曾希圣作为红军情报(技术侦察)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同样也是一个传奇人物。1925年他和哥哥曾中生(红四方面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参与创建了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1935年8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时年35岁。)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冬，曾希圣调上海中央军委从事侦察、情报和兵运工作，1931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任侦察科长，1933年-1939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
1931年的一天，曾希圣忽然产生了一个通过破译敌人密码来获取其核心机密的大胆设想，得到朱德、周恩来的鼓励和支持，由此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一次在缴获的敌人电报底稿中，曾希圣发现了一份国民党某师致另一师的密码电报，其中有20多组密码附有汉字译文。他犹如发现了新大陆，满怀兴奋立即和报务员研究翻译，把破译的字填上去作据点，前后连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也亲自参与分析推敲。夜以继日，终于把这份密码电报全文破译了出来。
原来，这是敌人的一份作战命令，内容十分重要，军情十分紧急，分别发往鄂豫皖和湘赣根据地。两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这份情报，部署部队出击迎敌，都奏响了凯歌。从此，红军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密码战。
二局成立后，在曾希圣和的钱壮飞领导下，侦听能力迅速提高，通过刻苦努力，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多种版本的密电码，为红军反“围剿”提供了可靠情报。在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二局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类密电的能力，成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秘密武器。
毛泽东主席曾言：“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难忘父子二人唯一一次争吵
那一年部队要精简干部子弟的入伍名额，把更多的参军机会留给老百姓的孩子，“我爸爸就决定拿我开刀了。”
张欣光两年前才脱下穿了25年的军装。“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全是军人，我娶的媳妇也是军人，说转业就转业了，有点难以接受。”他记得，那天自己坐在房间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衣柜中的军装，甚至在想“以后不穿军装穿什么呢？”
“儿子，没啥，只要记着自己是军人的后代，自己曾经是军人，那么今后你到哪，干什么都会是好样的。”不知什么时候，爸爸站到自己身旁，将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然后转身离去，望着爸爸衰老的背影，张欣光觉得鼻子发酸，“爸爸不善于表达感情，甚至很少和我们有肌肤上的接触，他总是那么严厉，拍拍肩膀就是他最温柔的表现了。”他又觉得眼前这幅景象似曾相识，那应该是1978年的时候。
那一年，父子二人发生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争吵，吵得昏天黑地。
“我和同学一起报名参军，我根本就没说自己是谁的儿子，部队要了我，我像所有新兵一样领了军装，参加了集训，然后被分到连队，谁知道……”那天，正在宿舍和班长学着叠“豆腐块”的张欣光被连长和指导员叫了出去，对方很婉转地让他收拾一下东西，要把他退回地方，还说“这是首长，也就是你父亲的意思。”
“我脑袋‘嗡’的一下，我想爸爸肯定疯了！”张欣光气极败坏地回到了家大吵大闹，起初父亲还安慰他，后来看他听不进去，干脆不出声，平和地看着他“耍混”。等他闹够了，再慢慢说出原因。
原来，那一年部队要精简干部子弟的入伍名额，把更多的参军机会留给老百姓的孩子，但领导们一直都在犯愁，把谁家的孩子“拿下来”，“我爸爸就决定拿我开刀了。”那次，爸爸向他说出原因后，也是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时至今日，张欣光想起这件事都有点哭笑不得，“我是真心向往军营，我觉得那是男子汉最该待的地方，第二年我又报名了。”他狡黠地笑着，而他的军龄却始终比自己那些同班同学少了一年。
他这辈子最烦的词：大概、也许、可能
尽管戎马一生，但将军却从不拿这些荣誉当回事，大把大把的军功章都随意扔给孩子们当玩具，“邻居家的孩子喜欢，他干脆把这些奖章送给人家。”
电话铃响了，是大姐张施坚从厦门打来的，三天前她刚从昆明返回家中。大姐嘱咐医护人员和弟弟要按时给爸爸按摩和擦洗——老人体内有很多战争年代留下的，无法取出的弹片，一个姿势呆久了或遇上阴天，都会酸痛难忍。
今年61岁的张施坚出生在延安，取名施坚就是希望她能继承红军长征中乐善好施，坚强乐观的精神。
张施坚阿姨讲着一口标准动听的普通话，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刚从厦门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台总监的职位退下来，“我爸总说我和他是同行，他长征时也是整天跟电台玩儿命。”
将军一生严于律己，多年来一直保持黎明出操长跑的习惯，在80岁高龄的时候，还坚持五点之前必须洗漱完毕，外出散步，早餐后读书、看报、听新闻，向警卫员了解部队的建设情况。
他一辈子最烦的词汇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张欣光说，和爸爸讲话绝对不能有这类的词儿，否则马上就急，不管是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准会说“搞清楚了再和我说话！”“我要准确的！”如果和他反驳，他就告诉你“我们当初译电要是都差不多就行，革命早就葬送了！现在还能有你们？”
“我爸就是沾工作精神大。”在女儿的心目中，将军是一个严厉得有些不近人情的父亲。
张施坚自幼喜欢文艺，1964年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1968年毕业时想参军，找爸爸帮忙，换回七个字：“有本事就自己考。”于是，广州军区在北京的一场演出过后，她独自跑到后台，找到部队领导毛遂自荐，一番考核后最终如愿以偿。
1960年代，将军的侄子想入伍，求到他头上，同样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自己上当地武装部报名去。”
虽然对家人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通融，但老家的乡亲和战友，无论是谁生活上遇到困难，他绝对是慷慨解囊——战友孩子病了，他负责联系医院，垫付药费；老家受灾了，他把几个月的工资都寄过去，知道部队里的哪个战士遇到困难了，不管多忙都要当面慰问，给钱给物，“那会儿，我妈总说他那点工资不够发救济的。”
尽管戎马一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都有将军冲锋陷阵、指挥作战的身影；尽管1964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但将军却从不拿这些荣誉当回事，大把大把的军功章都随意扔给孩子们当玩具，“我们小时候没有玩具，都拿这些东西玩，在这方面我爸特别宽容，不管不问，要是邻居家的孩子喜欢，他也干脆把这些奖章送给人家。”
天津十年平易近人的将军爷爷
干休所里的孩子都喜欢这个总穿着一身将军呢旧军装的老人，亲切地喊他“将军爷爷”，将军也总会爱怜地拍拍他们的头。
从1990年至2000年，将军在天津警备区第二干休所度过了十年时光。“我爸对天津特别有感情，他的很多老战友都在天津。”张施坚说。
说起张水发将军，第二干休所的孙晓辉政委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很有性格的一个老将军，见谁都是笑眯眯的。”和儿女心目中严厉的形象不同，他眼中的将军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老爷子和老太太都不会做饭，就吃干休所的食堂。”在他的记忆中，将军一点都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干休所的家属都会抱怨某个菜口味不好，只要将军听到，就会走到人家身边，慢悠悠地说，“我看这菜很好了，很有营养啊，长征时要有这些东西，要少牺牲多少战友啊！”临走时还要嘱咐人家一句，“都吃了啊，可不许浪费掉。”
众多菜肴中，将军特别喜欢红烧肉，总说当年毛主席也最爱这道菜。了解到将军的口味后，干休所特意安排厨师专门给他做小灶，他得知后可不干了，径直找到大师傅，说大可不必，跟着大家的食谱就很好了——于是，只要干休所食堂里有红烧肉，将军一准儿早早赶到，端着饭盒，操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朝窗口里面大声说：“给我来一份儿。”
干休所里的孩子都喜欢这个总穿着一身将军呢旧军装的老人，亲切地喊他“将军爷爷”，将军也总会爱怜地拍拍他们的头，帮他们背好书包，如果有空还把孩子们喊到自己家里，把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看着孩子们把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自己笑得合不拢嘴，“这小子，那姑娘”的喊个不停。
镌刻在心底的长征——不苦
2006.10.17星期二
病房里传来一阵细碎的声响，儿媳焦洁快步走了出来，惊喜地说着，“爸爸醒了！”
获得医生的批准后，我走进病房，见到有人来，将军费力地微微抬起没有输液的右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医护人员惊讶不已——这是将军习惯性的打招呼动作，但此番入院的几个月中，病况一直特别凶险，几度报出病危，对于来访客人，无论是否相识，都很少能够做出反应。
“爸爸，这是天津来的记者，特意来看您的。”警卫员搀着将军，让他倚在松软的靠背上，焦洁趴在他的耳边说着，将军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爷爷，还记得在天津的生活吗？”我问。
将军没有反应，张欣光说父亲的脑子已经糊涂了，这次住院后更是很少说话。
“哪年参加革命您还想得起来吗？”我说。但我的耳边已传来护士的催促，她提醒我病人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应该离开病房了，张欣光夫妇也劝我别再继续费劲了，我央求着他们允许我再试一次。
“爷爷，长征苦不苦？”我尽量缩短问话，提高音量。
奇迹出现了！
老将军混浊的双眸中滑过一丝光亮的神采，嘴唇不断翕动着，瘦削的肩膀随之颤抖——医生、护士、儿子、儿媳、警卫员都围拢过来，瞪大眼睛盯着他——半晌，从老将军的喉咙深处传出两个并不十分清晰，但却非常有力的字眼：“不苦！”
张水发简历：
1919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二局译电员、译电组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机要科科长，陕甘宁省军事部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1937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学员队政治指导员、大队组织干事。
1939年任军委华北战地工作团队长。后进入八路军军政学院和陕北公学学习。此后任军委办公厅政治处干事、通信科科长、通信处主任，当过叶剑英同志的秘书。
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处长、作战科科长、作战处处长，第一局二室副主任，第一局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兼作战部办公室主任。
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七十四师副师长、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回国后任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
195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后任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授会教员、战略教研室教员、副主任，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司令部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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