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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让我们的学生进入教室时，为自己的安全而担忧。———布什
一周之内发生三起校园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朝野，也引起了社会对校园安全问题的重新关注。
总统召开学校安全会议
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向媒体宣称，“总统对近期发生在美国不同地区的校园暴力和枪击事件深感悲伤和忧虑”，并称“枪击事件撕裂了美国人民的心”。2006年10月10日布什总统出席并主持了“学校安全工作会议”，呼吁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避免校园枪击惨剧的再度发生。
大会讨论的三个主题为：“使学校免于暴力”、“有准备的学校和社区才会更安全”、“帮助受害社区和学校从创伤中恢复”。与以往的政府举措相比，这次大会更强调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校园暴力的预警机制，旨在号召学校、家庭和社区增强对有暴力倾向学生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制定学校危机处理计划，建立安全应对机制和完善相关资源配置。
然而，这次大会并未产生直接的政策影响，只是作为联邦政府的一种呼吁。在美国，教育是一种地方性的事务，学校由当地学区主管，政府对于学校安全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因而政府的呼吁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响应，还是个未知数。尽管布什政府反校园暴力的立场值得赞赏，然而，目前美国社会各界对于政府的这一做法，仍然褒贬不一。
社会为校园安全出招
尽管出于一种良好的初衷，然而，在当前美国两极化的政治氛围下，即便是像提升校园安全这样的话题，也免不了陷入争论。最大的反对之声来自民主党，该党认为布什政府对近期校园枪击事件的一系列做法，只不过是一场政治秀，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理由则是布什政府并未因此而恢复学校安全项目的经费拨款，在他们看来，经费的恢复是彰显政府决心做好校园安全工作的最好途径。
另外一种不满之声来自于“布雷迪防止枪支暴力运动”组织，他们呼吁政府的协作，推行一项被称之为“综合性”的议程，其中包括预防和加强法律执行的相关政策，但是未被政府采纳。他们认为，目前政府仅仅停留于呼吁一种安全的校园环境的做法是不够的，而应该着重关注如何开展预防。
当然，更多的社会部门并没有停留于对政府的批评和指责上，而是积极采取一系列行动作为对政府呼吁的回应。他们开展各种活动悼念被害学生，帮助受创伤的家庭和学校从悲剧中恢复过来，安抚那些因受到惊吓而不愿意回到学校的学生，帮助他们减少恐惧，重新回到课堂当中。
诸多专业团体也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关注校园内的暴力事件，提出多种建议和主张，并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研究上的支持。如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学生，往往具有向同伴和同学炫耀的习惯，并且发现，在那些已发生的严重学校暴力事件中，至少有一名同学事先知道。这一研究结论非常重要，已经帮助警方有效预防了多起严重学校暴力事件的发生，也对政府所要求的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提供了研究上的支持。
然而，尽管拥有社会性的支持，并且各界对于抵制校园枪杀悲剧的态度和立场也趋于一致，但是，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性反校园暴力机制依然是一项艰巨无比的任务。
校园安全面临三大难题
三起校园枪杀事件，凶手中既有学生，也有穷凶极恶的歹徒，这揭示出了学校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说通过家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配合，可以预先发现有反常行为或者暴力倾向的学生，便于及早采取预防措施，那么如何避免丧失理智的歹徒进入学校残杀无辜儿童，则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难题。学校是一个开放性的机构，相对容易出入。如果仅仅是出于校园安全的考虑，将校园变成一个壁垒森严的监控机构，显然不利于实现学校的教育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讲，也完全没有必要。
另一个难题是学生的枪支携带问题。在美国，携带枪支是合法的，法律允许私人家庭拥有枪支和弹药，这就从根本上增加了校园枪支管理工作的难度，由于校园枪击事件的偶发性，常规的校园检查显得效率低下，然而由于枪击事件的严重性，任何的疏忽和怠慢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严重的后果。
美国的校园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学校危机处理的策略这一“表层”问题，更是一种呼吁社会关注、社会重视的“深层”的道德层面的问题，反映到学校的教育中，这是一种教育目标的“效率至上”与“品德至上”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为代表的政府教育目标和政策遭到道德性考问。1999年科罗拉多州高中学校枪击惨案的幸存者克雷格·斯科特上书布什总统，认为“仁慈和同情才是战胜暴力的最好武器”。看起来布什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在这次会议中，布什总统呼吁国家的教育“既要关注生产性的一面，也要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
尽管存在争论，仅就校园安全问题而言，努力的方向不会改变，那就是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更加安全的学校环境，政府鼓励所有的孩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也就应该保证每个孩子在学校中不能丢失性命，这是对学校安全工作的起码要求，但实现起来也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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