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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面对数量上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追堵截、严峻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数不清的艰难困苦，红军毫不畏惧，英勇顽强，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爬雪山、过草地，斩关夺隘，勇往直前，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7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段光辉的历史，总结其间蕴藏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的胜利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相继爆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中央苏区红军曾发展至10万人，全国红军曾发展至30万人。
然而，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苏区推行错误路线。他们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斥之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他们解除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总政委职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同优势敌人硬拼，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
长征之初，“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血的现实使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人博古、李德十分不满，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恢复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毛泽东军事路线与“左”倾军事路线的一次决定性交锋。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党和红军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使红军获得了新生。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灵活变换作战计划，实行高度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在数十万敌军中间穿插自如、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四渡赤水出奇兵，佯攻贵阳，逼近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使其疲于奔命，红军却突然掉头北上，成功地将几十万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接着，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6月中旬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后，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率先完成了长征。次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党指挥枪原则的胜利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初便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着手建立一整套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制度。1927年9月“三湾改编”，在红军中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营、团建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排有小组，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交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1929年2月古田会议，批评了红四军中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后，曾一度取消了红军中的党委制，损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采取多种形式，逐步恢复了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经过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制度和原则得到巩固和发展。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首先围绕北上问题展开。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出发，提出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但是张国焘却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后来竟发展到自恃人多枪多、妄图以枪指挥党并威胁党中央的严重地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他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张国焘却反诬中央北上是“逃跑”，并擅自率部南下。接着，竟另立“中央”，其政治野心、权力欲望和军阀主义思想膨胀，公然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道路。为了避免党和红军的分裂，中央对张国焘仍然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态度。1936年1月22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即撤消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要其取消第二“中央”。加上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决定，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从南下受挫、8万红军折损仅剩4万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也纷纷要求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在这种情况下，6月6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指引下，红军三大主力的广大指战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原则的胜利，是团结统一原则对分裂主义的胜利。
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的胜利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也是人类挑战自身生理、心理极限的壮举。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英勇无畏的革命气概，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崇高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拼搏意志、视死如归的奉献精神是红军战士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党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和国内外一切敌人的强大精神支撑。
据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2个月，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进行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前奏是1934年8月至10月的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及与红二军团的会师，其后这支主力红军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20000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3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9个月，转战4省，行程10000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近千次。此外，还有红二十五军长征，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行程近10000里。这些数字道出了长征的艰辛与壮观。是什么力量促使红军历经艰难曲折，战胜重重险阻，取得长征胜利呢?那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坚定理想信念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正是靠着这种崇高理想和英雄主义气概，红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一个个光辉战例和历史奇迹；战胜了急流险滩、雪山草地、饥饿寒冷、疾病伤痛，胜利到达目的地。红军长征精神是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拼搏进取精神的象征。
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可以说，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坚持和发展党绝对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弘扬红军长征精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红军的长征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创造的伟大精神，又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正是有了这种伟大精神，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今天，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记红军长征的历史经验，弘扬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谱写新世纪现代化建设新长征的壮丽篇章。(作者：卢冀宁，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海，海军指挥学院教员、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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