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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6月12日，住在达日盖嘎查工业园区附近的牧民图亚说，“这些炉子都在夜间生产，浓烟和恶臭让我们没法过日子”。自2001年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白音花镇在达日盖嘎查境内建起了工业园区，陆续引进一些电石、硅铁企业。这些电石、硅铁企业生产工艺落后，大多没有相应的环保除尘设施。为了避开周边群众和过往行人的注意，这些企业大多在晚间作业，浓烈的烟尘和恶臭的气味随风飘到几里外的村庄，严重影响了周边农牧民的生活生产。
东部产业的西移为西部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度困扰东部的“发展的烦恼”——环境污染。资金与项目来了，环境污染也来了，作物绝收、群体中毒、癌症多发……
2005年，内蒙古某县从东部引进一家污染严重的大型制药企业。今年4月，县里为了给作为财政支柱的制药厂寻找污染出路，不惜动用大批警力与农民“协商”，拘留了十多位阻拦污水进农田的农民，药厂大量严重超标的污水终于被排入引黄灌渠，并顺着黄河灌渠进入耕地。当地村民说，从今年4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村民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继续饮用井水的牲畜验证了污染的毒性，村里的100多只羊在6月突然全部死亡。
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达标排放，造成“八百里秦川、一千里污染”水环境恶化。
今年8月，广东省环保局和东莞市环保局发出了迄今为止广东省最大金额的排污费追缴单——总额1155万元，对象是由香港上市公司福田集团全资拥有的子公司东莞福安纺织印染公司。
然而，东部“驱污”的同时，西部却在积极接收这些污染企业，“招商”在某些地方变成了“招污”。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发现，1986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分别向西“迁移”了7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近年来这种迁移大大提速。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表面强调要将污染项目“拒之门外”，但招商项目书中却充斥着大量的水泥、造纸、化工、塑料、皮革、金属冶炼等易污染项目。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西部县市竟然特意降低环保标准，通过“政策洼地”把发展高耗能产业打造成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有这样一个事例：国内某大型化工厂表示要迁往广东湛江，其近10亿元的投资使当地领导喜出望外。而湛江环保部门在这家企业原驻地暗访后却发现，企业投产仅两年多，排出的废渣竟把一条500米宽的山沟填了30米高，他们偷偷捡了两袋回来放到海水里，30天后氟化物仍严重超标，湛江市断然拒绝了这个项目。该企业老板竟然当即表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半年之后，企业负责人与某西部城市领导合影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当地媒体头版，如愿找到了“婆家”。
这个西部城市并非不了解该企业的内情，该市一位官员私下里讲出了心里话：“西部是落后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找到财税增长点，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钱保护环境。”原来，患上招商引资“饥渴症”的地方政府为违规企业提供了“免罪牌”。不少西部官员固执地认为，西部发展必须重走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005年，内蒙古某县从东部引进一家污染严重的大型制药企业。今年4月，县里为了给作为财政支柱的制药厂寻找污染出路，不惜动用大批警力与农民“协商”，拘留了十多位阻拦污水进农田的农民，药厂大量严重超标的污水终于被排入引黄灌渠，并顺着黄河灌渠进入耕地。当地村民说，从今年4月份以来，村民们发现喝了井里的水就肚子疼，后来乡里就不让村民喝井水了，专门派车送水。继续饮用井水的牲畜验证了污染的毒性，村里的100多只羊在6月突然全部死亡。
按理说，对于招商引资中不得触碰的环保“高压线”，国家有法律法规，地方有执法部门，本不该出现污染企业“西进热”的现象。但现实的情况是，违法者受不到惩处，却能从污染环境这一杀鸡取卵式的发展中得利；守法者因治理环境反而增加了招商成本，在地方经济竞争和干部考核评估中频频受挫。
一位西部地区基层环保局长为治理污染，几乎和当地所有著名的排污企业都吵过架，甚至还因此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他无奈地说：“地方领导出政绩要依靠大企业。没有靠山，违法者哪敢和执法者公开对抗？”
一些地方官员把自己的政绩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存环境重要，竟然公开提出“宁可呛死不愿饿死”的歪理。这固然有干部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更本质的问题在于现行干部考核机制。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干部发牢骚说：在以各项经济指标为主导的考核办法和用人导向的指引下，说什么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道理和要求，都是“对牛弹琴”！在扭曲的政绩观左右下，“宁可呛死不愿饿死”、“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等言论成了一些地方官员用来掩盖自己“升官梦”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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