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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世界周报》日前发表青山学院大学教授高桥美都子的文章指出，在日本，由于受不到充分信任，很多中国人在没有工作价值和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单位留下来的几率很低。最终受到伤害而回国的留学生们，带回的却是对日本的消极感情。
文章写道，周卓为的父亲是学者，母亲是放射科的医生。周家三个幼小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尝到了父母被下放带来的艰辛。文化大革命后，由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周家的三个孩子像得到解放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决定前往日本留学。周卓为与妻子史幼之一道在弟弟和妹妹之后来到日本。周卓为学习法律，史幼之学习心理学。大学毕业以后，两人分别在日本发布中国消息的公司就职，并且在日本生了一个男孩。
周卓为的妹妹周小朕在中国作为体操选手曾经名噪一时。她是典型的上海美女，为了学习美容来到日本。美容专门学校的学费和练习理发用的假发都非常昂贵，虽然从富裕的亲戚那里获得了资金援助，但是生活一直比较艰苦，一天到晚都是在打工和学习美容中度过的。专门学校很难获得签证，签证到期后，将受到非法居留的处分。现在她和哥哥嫂子都回到了中国。
颜士仞从80年代后半期到1998年在日本居留了10年，他一边打工，一边在大学学习，吃尽苦头，大学毕业以后在大贩的一家转包公司工作。他当时准备在这个希望到中国发展业务的中小企业培训1年以后，担任该公司在中国工厂的代表。
和颜士仞一起留学并且在日本获得造型硕士学位的王先生作为东巴文字的研究者，曾被NHK的节目报道过。但是王先生的梦想也破灭了，成为回国的日本留学生中的一员。现在，颜士仞和王先生一起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公关公司。周卓为和史幼之夫妇则在上海建立了一家顾问公司。
梦想破灭
他们回国的理由各种各样，但是都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富裕的亲戚那里获得资助来到日本。他们都是属于知识水平很高阶层的中国人。但是在日本却被一股脑地视为中国贫穷的犯罪者的预备队。在入国管理局，经常被问“中国的家庭里有电冰箱吗、有彩电吗”等问题。
中国政府也开始向海龟族提供奖励。例如，只要设立公司的资金达到1.2万美元，就会得到批准，此外，还减免法人税和两辆车的购置税，而且还能获得上海户口。但是，对于文科毕业生创业的奖励如果和理科毕业生的奖励相比较，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了。目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中，学习技术的比例极低，而偏重于文科的现象值得关注。根据2004年法务省的调查，中国留学生达到九万人。其中理科的比例不到40%，而且，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企业就职的工种比例来看，也有将近70%偏重于文科。这意味着，理科的优秀人才希望去欧美，而不愿意来日本。
他们回国创业前也曾尝试在日本企业就职。史幼之曾经在大型电气厂家和人才派遣公司工作过。聪慧并且日语能力很高的她干的工作却是助手、秘书或杂务。在中国企业中，总经理由女性担任也不稀奇，因职业种类的不同而存在男女差别的习惯对史幼之来说很难接受。周卓为在日本企业工作的时候，对予不信任中国人、不给予权力、一切都要受到管理的体系感到怀疑。对于不受信任的工作，他感到没有再干下去的价值。而且，总是要汇报的工作，也难有机会升迁到管理部门。在没有工作价值和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单位留下来的几率很低。
消极感情
上海住友商事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中浦和一对中国的人才进修后都跳槽到欧美企业的倾向指出：“日本企业在薪水、工作价值、职位这三个方面劣于欧美企业。一般来说，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比曾留学日本的人升迁的机会更多。今后，移交权力，培养当地的人才是一个重大课题。在住友，很多中国职员都是积累三年左右的经验就跳槽到欧美企业。对欧美企业来说，住友培养的人才值得信赖，能够立即胜任工作，他们一定非常感激。”
现在，很多日本企业仍很少起用中国人担任干部，照这种情况，将来的中国战略单靠日本人肯定会越来越萎缩。
日本品牌魅力低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王先生指出：“留学欧美的人社会地位很高，但是留学日本的人不好意思向周围的人告诉自己曾留学日本。”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从中国到日本留学的人在1999年至2004年间为25万人，次于前往美国的39万人，居第二位。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也有类似的地方。由于面孔也相近，因此比起前往欧美，心理上的障碍也比较低。但是，最终受到伤害而回国的留学生们，带回的却是对日本的消极感情。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显然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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