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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1988年到1998年主政湖南反腐工作。任期内查办了包括张德元、林国悌在内的贪腐大案。由于胆识过人，在纪委系统具有极高知名度。中纪委原主要领导做重大决策时经常会固定征求几个地方纪委书记的意见。杨便是其中之一。
最近为媒体广泛报道的湖南郴州贪腐大案。杨几年前就有耳闻。为什么没有查出来？本报特邀请杨敏之讲述他在纪委的工作。纪委系统在中国反腐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公众往往从纪委查办案件的力度来评价执政党反腐决心，而曾担任过省纪委书记的杨敏之的讲述，更能令人体会到反腐艰难。
73岁的杨敏之已卸任8年，但他依然每天到湖南省委“六办”三楼的一间办公室上班。
十年反腐，感慨甚多。9月中的一天，面对本报记者，满头银发的杨敏之手捻纸烟，回首往事，困惑甚多。
“我干纪委书记这十年，自认为工作是勤奋、敬业的。”杨敏之在任时，查处贪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却依然无法防止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走向贪腐。
而杨敏之头痛之处不止于此。
省一级纪委如何办案
在外界看来，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纪委是如何办案的，实际中，作为党的纪委经常会和作为国家司法机构的检察院一起办案，这是中国的独特现象。
记者：纪委和检察院一起办案时怎么配合？谁听谁的？
杨敏之：反腐败中，纪委和检察院经常互相配合，通常有几种情况，一是纪委首先开始调查，查到一定程度，移送检察机关；还有一种是检察机关刚开始没有充分的证据，必须依法办事，他们自己不好直接出面，那么往往由纪委出面，检察机关配合，常用的手段就是“双规”。但是检察机关是不能实行“双规”的，只能由纪委实行，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就要和纪委配合。
记者：从感觉上，纪委的实际权力更大一些？
杨敏之：一些拿不准的案件，纪委也会请检察院和法院的人来讨论，有时也会产生分歧，纪委审查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也会被打回。
比如有一个副厅级干部的案子涉及到倒卖木材问题，省纪委坚持要处理，但是检察机关如果不同意起诉，最后省纪委只好自己处理。类似这样的案子现在也还不少。
2006年5月，有媒体报道，纪委办案的重要手段“双规”，在两份文件出台后被进一步规范。而此措施无论在纪委系统内外都有各种声音。
报道称，中央纪委的“7号文件”与|中央办公厅的“28号文件”带来三大变化：“双规”实施主体被限制在县处级及以上纪检机关，审批程序更为严格，并首次对“双规”时限作出约束。
在任期间，杨敏之办案也多次采用“双规”措施。
记者：从你们办案过程看，是不是一个人一旦被“双规”，仕途就结束了？
杨敏之：“双规”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当然，这个做法值得商榷。一般来说，“双规”之后能平安无事回家的人虽然也有，查不出问题来或者证据落实不了的也有，但那是少数。因为决定“双规”一个干部必须有确凿的证据。
记者：作为省纪委书记，你是不是有权对省级以下官员作出“双规”决定？
杨敏之：厅级以上干部，都要向省委提交专题报告，由省委常委会讨论，最后做决定，省委批准之后才能实行“双规”。特别是对于党政一把手和正厅级干部，使用这个手段是十分慎重的。如果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就要由中纪委来讨论，处级以下干部一般不需要。一般情况下，干部归谁管就由谁处理。
记者：是不是你们纪委做了决定，省委常委会基本上就通过了？
杨敏之：被驳回来的案子也有，但是不多，往往是常委的意见不一致，最后的结论就是“等一等”、“放一放”。
记者：为什么如此？会不会涉及人情关系？
杨敏之：这中间的情况比较复杂，往往涉及人情关系，有的常委对某个干部比较熟悉，他就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这个干部不错，就对纪委办案持一种怀疑态度，他公开不敢讲，但是他可以拖，说各种模棱两可的意见。那么其他人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记者：作为省纪委书记，你是不是也有因人情而影响判断的？
杨敏之：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谈到要处理一个衡阳的干部，而我是从衡阳出来的，我认为我对这个干部比较了解，认为他有一些特殊情况，那么开会研究的时候，我就说，要全面的看问题，等等再说。
记者：这种关系算不算特殊利益集团？
杨敏之：这种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就算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最起码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查这样的人，有的领导表面上支持你，内心却不支持你，纪委如果负责任、较真，就是要查处，那就必须要提交讨论，这也是一个程序问题。
记者：会不会有公开的碰撞？
杨敏之：双方没有公开的碰撞，但是底下的矛盾肯定有，特别是涉及领导干部的子女问题呀.家庭问题呀，这样的事就更复杂了。一个干部到了厅级，和高级领导可能就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干部整天都往某一个人家里跑.这种关系其实非常密切，纪委办案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关系网的存在。
记者：省里主要领导一般怎么做？
杨敏之：主要领导搞“一言堂”在省一级不严重。个别地市一级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在郴州，那就是李大伦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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