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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存废大讨论 口水战背后的中医困境
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张功耀领衔发起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主要诉求
自清末有人发表《废医论》，一百多年来，关于中医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在2006年，因为湖南长沙一个叫张功耀的教授，它重新达到了一个高潮。“日新月异的科学，与从来不进步、以鬼混过日子的中医之间的搏斗是不可避免的。”张将几个月的精力都投入到对中医理论的批判上，倡言“告别中医中药”。那些向中医“宣战”的言词激烈的檄文，使他成为很多人眼中的英雄。当然，认为他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似乎更多些。
“我没有走火入魔。”56岁的张头发花白，坐在家中的椅子上，习惯性地借助手势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身处争议的漩涡中，他也感觉疲累了。
自今年4月以来，张功耀在网络上就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也意识到那篇流传甚广的《告别中医中药》已经成为历史文献。而他被传统媒体关注则始于10月7日，他领衔发起《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引起轩然大波。卫生部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并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则称，“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
在“征集签名”的示范效应下，有关中医的讨论愈发成了一场大众狂欢。有人发出呼吁，要征集百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中国医通网的创始人郑奎飞甚至在网上发布了《征集取消西医的公告》。在张功耀和他的伙伴用高亢的污辱性言词来指称中医中药时，注定了一场混战的即将发生。
有关中医困境与发展的理性探讨，事实上已经被口水所淹没。
“土中医”变“反中医斗士”
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在2000年之前，张功耀对中医的思考停留在他的20岁。
在高中和大学之间，张功耀的生命中出现了5年的断档。那是文革末期，在湖南郴州的农村，他在朋友家看到被收缴上来的中医书籍，这令他着迷。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之后，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治病。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那时只凭着《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
张功耀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单子，说他的药方“很灵”。比较有成就感的一次治疗是在他祖父的病体上展开的。“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如他所愿，祖父逐渐康复了过来。
张功耀对中医的态度的逆反，是在他50岁时开始的。那时他正在写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的教材，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伪科学”。他在网络上搜索关键字“伪科学”，居然找到这样一篇文章：《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他开始阅读网上热闹的中医争论，并调整自己的思维。
对张功耀而言，转变对中医的态度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可以说非常容易。张功耀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理论影响思维方式的典型人物。在一种理论的指引下，他否定了自己从前的中医实践，相信了这样两个等式：西医=科学医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伪科学，该被打倒。
2006年4月，他的第一篇檄文《告别中医中药》辗转了几家刊物之后，终于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虽然在编辑的要求下删去了部分过激的语句，但整篇文章仍有着浓重的火药味。他在文章中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一、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言词激烈的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接下来，美国纽约市一位叫王澄的华人康复科医生，最终“成就”了张功耀，使他成为当之无愧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反中医斗士”。
签名公告建议“取消中医”
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浙江等地的中医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
“你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这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话出自王澄的《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取消中医”是王澄长久以来的愿望。今年10月初，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这被他看做是一次机会。王澄开始和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改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他自己的前面。
和张、王二人此前的文章相比，这篇公告的措辞缓和得多。他们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点：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篇公告的影响之大，超出了张功耀的意料之外。“原来很多人认为我和王澄俩神经病，天天发文章(批中医)。”张功耀对它产生的效果非常满意，“根据一个网站的调查，现在有2万多人支持我们。这就不是我俩神经病了。”
不过，至记者截稿时，在公告上签名表示支持的，包括未按规范标明自己单位和职务的化名者，一共只有一百四五十人。在卫生部明确表态“反对”之后，这个话题陡然升温不少，传统媒体开始频繁采访张功耀。浙江等地的中医为此提出要“打响中医保卫战”。
张功耀所在地的湖南中医界的反响更为强烈。在看过当地的《三湘都市报》对张功耀的专访之后，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荣新奇出离愤怒了。他马上给《三湘都市报》打了电话，向张功耀下“战书”：我愿意出钱请张功耀来我们医院来考察一个月，看看中医药到底能不能治病。在和院长通过电话之后，他们决定由8名资深中医出面接受记者采访，回应张功耀的种种观点。
《三湘都市报》的热线更是被打爆，而在252个打进来的电话中，只有2个人表示支持张功耀。对张功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
湖南省戏协原副主席、老作家丁楠在网上写下自己亲见的中医治病活人的典型案例，并呼吁大家都这样做，他的目标是发动100万人签名力挺中医药。
记者在湖南省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进行采访时，该院主要领导取消了周五下午的例会，七八个有名望的老中医在会议室向记者表达他们的意见。荣新奇在咨询了律师和法院之后，决定起诉张功耀诽谤。“关于中医的学术争议很多，很正常。中医也需要发展，但说中医理论是伪科学，中医是骗子，中医治疗是害人，性质就变了。”
中医百年“存废”危机
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改革开放之后，相较于西医，中医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70年前，荣新奇的舅爷吴汉仙也曾卖力地为中医正名。那时，中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制度层面的存废危机。
1934年，湖南省卫生试验处制定了《湖南省卫生十年计划》，其中规定：“首先撤除省城各校中医，学生不得服用国药，一律改为西医西药，……”计划一出，中医界哗然。时任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副校长的吴汉仙作为请愿代表之一，发动了请愿、罢工和游行示威等多项抗议活动。最终该计划中有关消灭中医的重要内容被删除。
在此之后，国民党政府仍然对发展中医持消极不作为态度。1935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冯玉祥等人提议的《政府对于中西医应平等待遇案》。但此后，关于“医药卫生等机关应添设中医”、“应准中医设立学校”等内容却一直不予公布。吴汉仙再次站了出来，赴京请愿。
湖南是著名的中医故乡，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医术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之一，“医圣”张仲景也曾在这里悬壶济世。民国时期，湖南中医所面临的困境，只是全国性的废除中医运动的一部分。早在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就发表《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迨民国初年，中医又面临来自政府的挑战。北洋政府在改新学制时，完全不把中医列入课程。南京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活动更加激烈。在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之后，1929年，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这位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西医毕业生，以日本明治维新时取缔汉方医为榜样，认为“旧医(中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他在“废止中医案”中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虽然因中医界人士的抗议，“废止中医案”被搁置，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医始终处于受歧视、遭挤压的状态中。
现年90岁的中医谢子衡是“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汪逢春的弟子。他说，当时中医界很多人批判余云岫，但他还是挺佩服这个人，喜欢读他的医书。“他有他的偏见，但也有合理的部分。他是不很了解中医的情况。”谢子衡说，西医的确有它的先进之处，当时汪逢春等中医并不排斥西医，在很多时候也与西医合作。
不过，求生存牵涉了中医的大量精力。香港中西医结合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组长区结成说，由于余云岫急于立新，企图把中医连根拔起，触发了中医对存亡危机的抗争。更由于废止中医的威胁延绵弥漫整整20年，令有意义的中国医学现代化问题不能合理地讨论。
中医重新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有关中医的争论仍未中断。这与毛泽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在5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也曾出台很多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但最终导致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
文革的到来再次给中医的发展带来打击，虽然那个时候赤脚医生遍及乡村，他们普遍采用一些中医中药方法给群众治病，但中医的发展事实上出现了退步。改革开放之后，传统医药(中医中药)的发展和现代医药(西医西药)的发展一道被写入宪法。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相较于西医，它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中医尴尬现状
“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尽量避免开价格低的中药，而采取西医疗法，这样好赚钱。”“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
邬家新就读于湖南中医药大学，5年的医学教育行将结束，正在一家中医院实习的他内心仍存有困惑。在这所中医药大学内，西医的课程占了将近一半，他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两边都要学，但两边都学不好。”如果这5年来集中学习中医，可能会学得精一些。但矛盾之处在于，哪怕是在中医院工作，西医的基本理论还是必须要懂的，难道要在毕业后慢慢学么？
“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曾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
西医的强势地位已经无可争辩。无论从院校、医院、从业者和经济效益哪个角度看，西医的数目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提供的数字是：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约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左右(比50年代少20%)；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
几乎每一家中医院都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为患者医病，而西医院并不反过来与中医合作。很多中医院甚至采用西医为主、中医为辅的治疗手段。各地政府也在财政等诸多方面向西医倾斜。以湖南为例，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之享在《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报告》中称：湖南省2005年财政收入738.56亿元，而中医事业专项经费仍为500万元，已经10年没有增加。绝大多数市州没有设立中医事业专项补助经费，中医机构基本建设项目经费也难以落实，而其他卫生项目经费又没有将中医药纳入统筹考虑和安排。
而中医院的效益又普遍不理想，由此导致基础设施和诊疗设备的滞后。按唐之享副主任提供的数字，在湖南省95所县级中医院的业务用房中，危房面积就占了1/3。“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尽量避免开价格低的中药，而采取西医疗法，这样好赚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业务副院长柏正平举例说，有些骨干骨折的病人，其实只要用中医的夹板固定等诊疗手段就可医好，但这只需要患者掏60元钱。如果做手术，却需要1600元。为了效益，很多中医也选择给患者动手术。
柏正平认为，现在中医院校学生(包括博士生)很难得到太多扎实的临床实践，从业后又在诸多考量下多采用西医疗法，对中医疗法更加生疏。广东省肇庆市中医院主治医生曾锦涛对此也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中医易学难精，加上学校教育需要在中西两种理论体系中转换，耗费了更多的精力；而西医由于有标准化的优势，所以相对容易精通。“中医毕业生的水平绝对比西医低，这是现实”曾锦涛说，但中医学精了，又有它自身的优势在。
然而，精通中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孔伯华嫡孙孔令谦在北京成立了“孔伯华养生医馆”，延请一些退休的老中医出诊：90岁的谢子衡、87岁的王明五、80岁的陈大启……令孔令谦感慨的是，那些师从名医、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而早在2002年，吕炳奎就下过这样一个结论：“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
中医疗效是“安慰剂效应”？
所谓的有效是中医治疗的结果，还是患者的自愈？抑或心理作用所导致？张功耀的这种表态，源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不经循证医学验证，就不能称这种治疗有效果
蒋映铭得肛肠炎已经十几年了。这位高级兽医师，今年病情尤其严重，在两家西医院以“床位紧张”为由拒绝他之后，他来到了湖南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不过，治了近两个月，并没有明显的起色。
83岁的湖南省储备局退休干部葛禹民比他好运。因为冠心病，他先后在家附近的两所西医院内治疗。每次病情缓解出院后不到半个月，又被送到医院抢救。一年之内先后住了5次院。
“我们总想再换家中医院。”葛禹民说，在2004年底，当他再次心脏病复发时，家人把他送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抢救。经过近一个月的中西医治疗(中医治疗为主)，他出院了。此后就是不间歇地来这里的门诊开药吃。将近两年了，没有犯病。直到前几天因感冒感到心脏不适，才又到这里接受住院治疗。葛禹民的感觉是，西医治疗他的病见效非常快，但病情总反复。中医治得慢一些，但效果好。
“中医不会因张功耀他们这么一呼吁，就废掉了。因为它毕竟有疗效。”北京孔伯华养生医馆董事长孔令谦说。类似的言论，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屡屡被提及。“中医是不是伪科学，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湖南省中医学会副会长潘敏求举了自身的一个例子：十几年前，湖南邵阳一个李姓病人患了亚急性肝坏死，当时的症状之一是高度黄疸、呕血、大便拉血。长沙市去了两批教授前去会诊，但是黄疸降不下来，血也止不住。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因此打电话让潘敏求去诊治。潘看过病征，根据自己所学的中医理论，下了一付“温中补气止血”的古方。“不到十块钱的中药，一付下去，血就止住了。以后慢慢黄疸也退了。”
张功耀也意识到，力挺中医者的主要理由就是它有“疗效”。他反驳说，所谓的有效是中医治疗的结果，还是患者的自愈？抑或心理作用所导致？没有经过严格的循证医学的检验，是无法确定中医的疗效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爷爷是自愈的。”张功耀现在彻底否认了自己当年给他爷爷所开药方的有效性，“我敢肯定不是吃我药吃好的。”事实上，从张功耀所赞赏的西医科学角度看，说其祖父的康复是自愈，与说是中药方起了作用同样缺乏证据，如果不是更加缺乏证据的话。张功耀的这种表态，源自他的这样一种认识：不经循证医学验证，就不能称这种治疗有效果。
循证医学是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说，它的定义比较抽象：遵循科学依据的医学，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简单地说，每一个治疗方法都需有真实可靠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做依据。它把临床研究的证据，按质量和可靠性程度分为5级。
而中医中药的诊疗，如按循证医学的标准来看，级别普遍不高，属于未经严谨检验的治疗方法。张功耀说，中医对病症的描述很模糊，达不到科学所要求的确定性。中医中药治疗方法的毒副作用，也因缺乏检验被遮蔽了起来。因为没有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比较试验，很难说中医药的疗效不是“安慰剂效应”——类似于一种心理作用，服用安慰剂(并非药物，但患者误认为其有效)而产生治病效果。
“中医那一套”
张功耀和他的反对者几乎都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医的信誉来自中医本身，中医被废止的危机也来自中医本身。中医显然需要重新为自己建立规范。这是一个真问题
按照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组长区结成的说法：目前大部分西医的日常临床治疗方法，都攀不上循证医学中质量最高的一二级，因为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容易获得。张功耀可能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没有达到很高循证医学标准的西医治疗方法是否属于“伪科学”？或者再往前推，在20世纪90年代循证医学产生之前的西医呢？
更吊诡的是，循证医学的创始人之一萨克特在其《循证医学：如何教学与实践》一书中指出：循证医学的理念其实最早起源于中国乾隆年间的《考证》一书。
张功耀采取的态度近于“全盘肯定西医，全盘否定中医”。很多反对者认为他将中医存在的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层面，进而得出偏激化的结论；同时又对现代西医中存在的负效应视而不见。
张功耀说，“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事实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开始注重到循证医学教育了。当然这在中医界有很大争议。很多中医认为，中医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对西方学术规范亦步亦趋，全面拥抱。
关于中医是否科学，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论断。张功耀的观点是，西医是科学医学，中医则连伪科学都算不上；相反的观点认为，中西医同属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还有一些人认为，毋庸讳言，以“阴阳五行”等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并不是严格的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它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模型论科学。运用中医理论来治病，可以取得临床效果(即便未经循证医学的严格检验)，现代自然科学有其局限性，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中医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话题，在业内一直存在着讨论。中医的现状不容乐观，它要面对如何证明自身“客观上有效”的问题。现在最受诟病的是，只要愿意，每一个中医生都可以开出一个“秘方”，并宣称对某一疑难杂症的特殊疗效。这种广告目前遍布在各种媒体上。很多中医人士感慨，是这些“江湖骗子”毁了中医的信誉。
张功耀和他的反对者几乎都认同这样一个判断：中医的信誉来自中医本身，中医被废止的危机也来自中医本身。
中医显然需要重新为自己建立规范。这是一个真问题。张功耀让中医的困境在众目睽睽下无所遁形，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医如何因应严苛的科学检验。而他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激烈而偏执的话语将这一讨论带入网络，其最大意义则在于：迅速口水化，让这一话题偏离于正常的学术讨论。
张功耀已经不再去看自己博客上的留言，那里无尽的漫骂让他心烦，“我觉得有点变味了。最好是学术讨论。”而反对者则指出，恰恰是张功耀和王澄等人屡屡用“骗局”、“坑害患者”、“连伪科学都不够格”来描述中医，才使整个过程一开始就不具有学术讨论的意味。
张功耀很重视自己发起的这场“战争”的历史延续性。他从书房中拿出自己汇总并复印的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名为《废医檄文》的小册子，里面搜集的是历史上要求废止中医者的文章。他的口中不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鲁迅、余云岫、傅斯年……他特别欣赏傅斯年写于1934年的《所谓“国医”》，给记者念了起来：“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做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
民国时期，中医面临的第一次“存废”危机的时代背景是，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倒孔家店”的狂欢中，中医不可避免成为“全盘西化”鼓吹者的标靶。不可否认，那时对中医的全盘否定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而张功耀似乎更多的是受到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影响，并按照其自身的理解走入极端。有人因此称他为“走火入魔的唯科学主义者”。
一些中医从专业性的角度指出张功耀对中医的误解。张功耀并不这样认为，在撰写《告别中医中药》时，他和几个西医进行过商讨，但并未征询中医的意见。“中医那一套我都知道。”记者在他家中采访时，他刚刚从凤凰卫视的演播厅中走出来不久。他对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满意。这位研究科学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在面对一些医学专业问题时表现出了窘迫。不过，他从未因自己的非医学专业出身而表示过怯懦，直到现在。
“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张功耀批中医
作为一个哲学教授，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完美无缺么？为什么不辩证地看待中医？——对张功耀的质疑
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约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左右(比50年代少20%)；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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