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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回忆录《抉择:我的政治生涯》上月26日上市发售。
施罗德自1998年9月27日击败连任了16年的科尔当选总理，至2005年11月22日以微弱劣势败于首位女候选人默克尔卸任总理，历时7年有余。在战后61年的历史上，施罗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联邦总理。社会民主党前总理威利·勃兰特在位5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在位8年，施罗德的任期介于两位前任之间，不算寒碜。《明镜》周刊认为，施罗德在任期间干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让德国人感到无聊”。
在回忆录中，施罗德记录了他担任总理7年来的一些重大政治决策和一些有趣的内幕。
重视德中关系
我作出决定，每年至少访华一次
1998年秋担任总理后，我计划首次正式访华的时间是1999年5月。访华各站早已确定，代表团成员也已确定。我不想因为那个事件(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事件)而放弃我们已精心准备的会谈和参观日程。
不过，代表团的行程有所推迟，我只带了施泰纳和海耶二人(注：前者是总理外事顾问，后者是总理府新闻发言人，均为施罗德的亲信)，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飞过去10个小时，停留短短几小时，返程又是10小时。但是，此次访问对我非常重要。我认为，我应当作为(北约)联盟代表就那个事件坦诚、公开地向中国政府表达歉意。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保住颜面。在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我得出了这样的印象：我的道歉并非没有效果。中国的媒体对我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报道。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继续保持中立的立场。
原本可以取消的访华之行，在我看来是制定对华新政策的切入点。因此，我想在这里离开主题写一点背景情况。在我就任总理之初，我就十分重视改善德中关系。因而我作出决定，每年至少访华一次。作为全世界出口能力最强的德国，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当然具有最最重要的意义。德中经贸关系的成就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在1999～2005年间，贸易额增长了两倍，达到600多亿欧元。我坚信，经济交往的新需求会促进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的迅猛增长带来的现代化冲击，也会加速中国社会、尤其是各个城市的开放。
然而，经济合作仅仅是德中关系的一部分。中国在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中国在运用其影响力时是十分负责任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及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时。未来，无论何种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例如保护气候、能源政策和保卫和平方面——离开中国都无法应对。因此，我历来一直支持这个国家的(世界)多极化政策的努力。
欧盟也就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在所有领域扩大关系作出了决定。德国的中国政策从来没有违背过欧洲战略，即使在是否应当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激烈讨论中(1989年欧盟作出了大范围制裁中国的决议，但是过了短短几个月后就解除了其他制裁，只是象征性地维持着军售禁令)。
在时隔几乎20年之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领导人认为军售禁令是一种歧视，于是欧盟决定努力解除禁令，因为这个禁令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陷阱：基于出口限制规定，武器出口根本就没有可能，政治上也不存在这样的愿望。我仍然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国际政治中，必须始终谨慎考虑制裁行动。制裁的目的是隔离，这种手段在某些案例中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当你在同一个国家进行对话时，当你愿意与之改善关系时，就必须具有重新取消制裁的意愿。
普京的理想
他想恢复俄与美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普京的谦虚表现得很显眼。他不需要奢华，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因为他的德语很棒，所以与他交往很轻松。此外，他对德国的情况总是特别了解。他阅读德国的报纸，也关注德国电视台的评论和报道。
在普京家做客时，你可以体验普京夫妇的好客之情，他们尽一切努力让你感到舒适。我的夫人和我在各国领导人家中做客时，很少能像在普京家那样，迅速建立起不复杂、不拘束的关系。普京有两个女儿，今年分别是20岁和21岁，是两个非常聪明的姑娘，同样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时，就对他的机敏和异常强健的体魄印象很深。他在柔道圈内是黑带高手，这一点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人们可能不太知道，他还是一个耐力十足的游泳爱好者和出色的骑手。与他的前任不同，普京更多地是一位“苦行主义者”，这一点在饮酒习惯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要想领导俄罗斯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自制能力。在全世界的24个时区中，俄罗斯横跨11个时区。这意味着，从德国去纽约，要比普京从莫斯科去本国另一端的时间更短。此人承担着世界上最艰巨的职责之一。
我对普京的评价产生于许多长谈之中，在这些谈话中，我们并没有省略任何话题或痛苦的冲突。普京的理想是恢复俄罗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地位。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罗斯必须在战略上与欧洲发展日益紧密的关系。普京已经决定走这条路，只要可能就一直朝这个不可逆转的方向努力。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得到欧洲的帮助，尤其是来自德国的支持。德国和俄罗斯发展这样的关系，不仅符合自身的利益，也有利于欧洲的利益。
“9·11”恐怖袭击
我的夫人抽噎着说：快打开电视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起初对我来说是一个正常的日子。联邦议院在这个星期内讨论财政预算，预算辩论在11时开始。13时30分，我会见了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他是来柏林参加新使馆开幕仪式的。我们谈到了匈牙利加入欧盟的问题。他再三强调匈牙利加入欧盟的意愿，因而我们没有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般性的公务会谈。将近15时，我又回到办公室，整理关于预算的讲话稿，因为我将于第二天在联邦议院的会议上发言。
就在此刻，我的办公室主任西格丽德·克兰皮茨女士突然冲了进来。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她的话：“有人向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袭击！”紧接着，有人给我打来了第一个电话，是我的夫人，她抽噎着说：“快打开电视，太可怕了！”
我的夫人曾经在纽约当过记者，纽约这个城市对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地理名称。对许多人来说，纽约是一个自由和宽容的城市。
我打开了电视，眼前的那些图像深深地震撼了我。我能够回忆起，我目睹了那些绝望者怎样从摩天大楼的窗口跳下。那些人知道自己会死，不过是想摆脱窒息或焚烧带来的充满了痛苦的死亡过程而已。我能够回忆起那些在街上狂奔逃命的人们，回忆起自己出于对那些逃出地狱的无辜者们的同情而流下的眼泪。我对这一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束手无策，继而对肇事者产生出憎恨之情。
在这一时刻，我还没有思考这一事件深刻的政治含义，我仍然沉浸在恐怖的印象之中。但是，我当时很清楚，美国在遭受了这些打击之后，一切将不会毫无变化。还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政府必须很快弄清此事的后果。于是我给外长菲舍尔、内政部长席利和国防部长沙尔平打电话，请他们立即来总理府。
第一个赶到的是菲舍尔，他的神情特别严肃。这个会议的参加者都意识到，美国政府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或者说，肯定会采取行动。此刻我的想法是，德国执政党应当与在野党一起表态，应当立场一致地履行德国承担的联盟义务。这意味着，德国联邦国防军有可能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此刻的任务是说服内阁，联合执政伙伴和在野党，一致明确与美利坚合众国无限制团结行动的必要性。
布什的外交政策
伴随他访问柏林的是民众的强烈抗议
2002年5月底，我们在柏林等待乔治·W·布什的来访。当时可以感觉到，民众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同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在柏林曾举行过大规模团结集会，共同为2001年9月11日哀悼。如今，不到一年时间，伴随他来访的是反对美国外交政策新取向的强烈抗议，10多万抗议者参加了反对布什的不同活动。我们被迫采取最严格的安全措施，半个柏林城被封锁，但这仍然无助于改善民众反对美国总统的情绪。
然而，布什在联邦议院以一席异常“现代化”的讲话令我们大感意外。在我后来与他进行的多次谈话中，他也丝毫没有流露将避免另一场战争的信号。我强调，德国政府在反恐斗争中与美国“无限制团结”的立场仍将继续有效。如果有证据表明伊拉克确实像先前阿富汗那样，成为“基地”组织的保护区和逃亡地，我们将义无反顾地站在美国一边。我们向布什总统保证，将在情报领域中保持最紧密的合作。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华盛顿目前明确的对抗路线将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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