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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刊登文章说，20多年来，中国的职务犯罪案件起刑点节节提高，有一种“查大放小”的趋势，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腐败“查大放小”不如“零容忍”。
自1979年以来，不论是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还是司法实践，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一次次提高：1979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1000元为立案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2000元；1997年《刑法》修订后，规定构成犯罪的数额一般为5000元。而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在实际办案中，一般情况是，贪污、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才立案，低于5万元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文章说，起刑点从1000元，到2000元，再到5000元，甚至违反法律规定擅自提高到5万元，从客观上讲，是因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贪官腐败犯罪金额的立案标准也就水涨船高了。
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虽然腐败犯罪的起刑点高了，但查处的犯罪贪官却没有减少。相反，总的趋势是，上世纪90年代比80年代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腐败现象仍呈高发、多发态势。而且随着执法底线的后退，尤其是在按法律规定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不可估算的“腐败犯罪黑数”，或者广泛点儿叫“贪官黑数”——一些人只是因为犯罪金额达不到起刑点，而仍然逍遥法外，甚至继续在贪。而这些人的行为又“鼓舞”更多的人去贪。一句话，“查大放小”的结果只能是：未达到立案标准的贪官们在“没事偷着乐”。
所以说，依靠提高腐败犯罪起刑点的办法，不能震慑贪官，更不能遏制腐败。起刑点或者说立案标准如何定，这有待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研究，有待专家学者们探讨。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对腐败特别是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是越严格越好，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如果执法底线后退一小步，贪官贪婪的欲望和腐败的行为就会前进一大步。事实的确无情地说明了这一点。
文章认为，对腐败现象，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社会公众，正确的态度只能是“零容忍”。不要说是犯罪，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占了公家一丁点儿便宜(如从单位拿回家一支笔，自己买件内衣开成办公用品的发票拿到单位报销、公车私用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一丁点儿东西(如一条烟、一瓶酒等)，全社会都群起而攻之，或批评曝光，或将其撤职开除，使其无地自容，甚至罚得他倾家荡产，你看他还敢不敢腐败！
据传，某国一高官因为用公款买了件衣服，被媒体曝光，结果被迫辞职。而在中国，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可能呢？对腐败犯罪不再“查大放小”时，当执法的底线不再后退时，对腐败的认定标准制定得更加严格时，当全社会对腐败“零容忍”时。我想，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我们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正在建立健全，法网也正在越织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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