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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上)(下)
第240期《红色中华报》
红色政权的“耳目喉舌”
——献给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和第7个中国记者节
深秋的赣南红土地，呈现一派收获的景象。
“红都”瑞金叶坪村几间不起眼的土屋装饰一新，在第7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吸引着一批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前来参观。他们以这种独特的“寻根”方式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并以此迎接自己的节日。
正是在这几间不起眼的乡村土舍里，深埋着北京城里那所声播五洲四海、网络遍布全球的通讯社——新华通讯社的根，深埋着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的根。
红色记忆
土屋里发出红色电波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央苏区抗击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隆隆炮声中宣告创立。
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
与红色政权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在她的第一条电讯中向世界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越过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胜利的佳音。”把这条消息发出去的摩尔斯发报员刘寅生前回忆，电台就设在离会场相隔几十米的老乡家里。
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是CSR——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到1956年9月。
“那是在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电台，电台的负责人是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开创者王诤。”中央苏区史研究专家凌步机说，靠着简陋的收发报设备，电台播发了关于“一苏大”召开的消息和相关文件，并将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等通讯社的新闻油印出来，发给代表们阅读参考，而这就是日后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参考消息》的前身。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创刊。
“报与社是一回事，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曾担任红中社早期负责人的王观澜生前回忆说，“我记得王诤那里抄收到的中外通讯社的电讯，每天一大卷，都送到我这里来。”
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和她所代表的人民的耳目喉舌，“红中社播发的电讯稿主要是报道红军的战绩与苏区的建设，有时也报道一些白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红中社早期工作人员韩进生前回忆说，当时的几个主要苏区，如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等地，都抄收红中社电讯，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甚至连苏联的莫斯科也都曾收到红中社播发的新闻。
1956年6月19日，刘少奇同志在同胡乔木、吴冷西、朱穆之同志谈话时，深情地谈到：过去我们在天津做秘密工作的时候，总要收听塔斯社的新闻，收听红中社的新闻，并且还要油印出来。因为从这些新闻里可以了解一些真实情况。那时帝国主义国家的记者也对红中社的新闻非常注意，收到了就发新闻。
犹如黑暗中的闪电，红色电波把中央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四方。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就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12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以突出的版面报道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
红色政权属于人民。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王新华说，红中社对中国古老土地上千百年来都未曾发生的新奇变化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报道。她动员后方群众支援前线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她号召苏区人民发展生产、开展节约运动，她针砭时弊反对贪污腐败和铺张浪费，她宣传一切对于苏区建设积极向上的东西，并坚决与有悖于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红色中华》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
“报纸不但是集体的宣传者，更是组织者。”革命导师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第一代红中社人办好社、报的响亮口号。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满百期，多位领导同志撰文祝贺，期待她“更变成群众的报纸”，更成为群众运动的“先锋”。
“红中社走的是依靠群众办报、办社的路线。”对红军新闻史颇有研究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刘亚介绍说，红中社建立起了群众性的通讯网络，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等系统中组织了400多名通讯员；她的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要求苏区“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
《红色中华》报从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发行量最大时，每期近四万份。“参考消息”，每期油印四五十份，为中央领导了解敌情、判断形势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卓越的集体，她的工作人员却很少。王观澜生前回忆，初成立时，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外加两名电台报务员。
“条件简陋到只有几张桌子，组稿、写稿、编稿、校对，我们都是一肩挑，什么都干。”曾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任质斌生前回忆说，编辑工作紧张而高效，大家夜以继日，虽然很累但心情舒畅。
在《红色中华》百期纪念时，领导同志特别提出：《红色中华》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
“红中社的创办与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刘亚说，红中社代表的是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她由共产党先进思想培育，植根于人民之中并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喊，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长征路上的灯笼
征程，并非一帆风顺。
1934年10月，在那个雁阵惊寒的秋日黄昏，红中社工作人员融入中央红军，踏上了远征之路。
还在那一年春夏之交，战火中的红中社就已经觉察到危机的来临。在那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上，多见到动员群众参军保卫苏维埃、开展节省运动、捐献粮食和被褥支援红军的报道，从中已能嗅出几分中央红军将要转移的气息。
在9月8日的《红色中华》报上，一篇题为《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的文章结尾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为了供给红军的需要，无论如何要在十月十日前完成二十双草鞋慰劳红军呵！不要使一个红色战士赤足作战！”而中央红军正是从10月10日出发远征的。
在红中社的广泛动员下，短短5个月里，中央苏区就扩大红军8万人之多，并募集到大批战备物资，为战略转移做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
“红中社、《红色中华》的有力宣传动员，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期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瑞金市党史专家刘良说。
10月3日，红中社停止了新闻广播及对外发稿，开始踏上征途。
长征路上，红色的电波并没有完全终止。红中社的一些职能转移到军委电台，一旦有条件，就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供中央领导掌握敌情、指挥作战，并与其他红军队伍积极联络。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严密封锁、党中央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下，这支移动的红色电台为长征红军在漫漫征途上屡克险关、不断会合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90岁的老红军戴镜元，长征中是军委电台的一名译电员，他回忆说，由于电台的出色工作，毛主席亲切地赞誉他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荣誉，也属于那些未曾长征亦英雄的人们。
《红色中华》报在主力红军走后其实没有停刊。它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下旬，中央红军已长征了4个月之后。
主力红军长征后，1.6万余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以及3万余名伤病员留在了中央苏区，他们继续抗击与牵制敌人，保障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
刘良说，为保守机密，制造假象，中央政府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照常出版。
因病留在苏区的红中社社长瞿秋白，领导着两三人的编辑部继续编印《红色中华》报。按着原来的版式，沿用原来的期号，继续宣传扩大红军、征粮、保卫苏区……
此时的瞿秋身患严重肺病，重重围困中，他带领报社人员数次转移办报地点。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一直以为中央红军仍在苏区。
1935年1月21日，瞿秋白开始转移。此时，中央红军已在数千里之外的黔北小城遵义刚刚掌握了自己的命运。2月24日，在向闽西突围的路上，瞿秋白不幸被捕。
6月18日清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白露苍茫。36岁的瞿秋白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生前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从容就义。
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悲壮的一页。
红中社负责人周以栗，1934年11月转移途中，遭受敌人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激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曾担任红中社秘书长的徐名正，1935年2月突围途中被捕，在福建长汀英勇捐躯……
红中社，《红色中华》报，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一簇火红。那红色，代表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更代表着革命先烈鲜血浸透的青春。
万众瞩目清凉山
延安，延水河畔的清凉山，如今游人如织。那些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排排窑洞令参观的人们驻足流连。
这座林木掩映的小山，抗战时期曾被称为“新闻山”。它聚集着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广播电台等众多单位，如今已是全国近百万新闻工作者心中的圣地。2003年11月，修葺一新的延安新闻纪念馆在清凉山下建成布展。
历经磨难，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宣告复刊，红中社新闻电讯也恢复广播。
始终与党和人民的历史使命保持一致是红中社的一贯宗旨。高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是扎根西北的红中社在那一时期的鲜明特征。
还是在红中社诞生的日子里，她就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满洲通电》等文件和消息，声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瑞金的三年间，红中社发布了大量文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宣传中共的抗日救亡主张，报道国统区人民的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消息。
长征结束两个月，刚刚恢复新闻发布的红中社就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到陕北后，红中社就开始恢复运转。”任质斌生前回忆，“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消息，就是通过‘每日电讯’(《参考消息》前身)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的。中央据此作出了重大决策，派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去恢复了华北地下党的工作，并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方针的感召下，被派来“围剿”红军的张学良将军与红军展开了秘密合作。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一页。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展开和平斡旋，红中社西安分社随即成立。通过红色电波，中国共产党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广播四方，迫使蒋介石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中国，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变。
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红色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中社也正式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在清凉山依山而筑的土窑洞里，发出了以新华社电头播发的第一条新闻：《和平解决有望前线无大动作红军力求和平》，报道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
在清凉山上，又一代新华人开始了艰苦创业。
1937年4月新闻台设立；“七七”事变后，每日发稿增加到四五千字；当年12月，新华社工作人员增至20多人，油印的《参考消息》正式出版；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的分社组织次第建立，开始形成以延安总社为中心的通讯网络。
小米、黑豆、酸菜、山药蛋，是新闻战士们的家常饭菜，窑洞、旧庙、土炕，是“才子”“秀才”们的“安乐窝”。白天，人们分秒必争；入夜，一孔孔黄土窑洞里，亮起盏盏昏暗的油灯，有的伏案笔耕，有的手摇马达，有的戴着耳机飞快地抄收电码……
抗战期间，美国评论家艾金森来到清凉山，在亲眼观看了那些穿着土布衣衫手摇马达的年轻人夜以继日辛勤工作的场景后说：“我发现，你们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元帅当年留下的诗句，极其恰当地概括了清凉山在全国抗日军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在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中长大成人，新华社告别了延水河畔，走出黄土高原，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又在新中国建设的礼炮声里走向世界。她所报道和服务的对象——中国人民也从灾难深重中奋起，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以矫健的英姿站立起来，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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