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2日，原中山大学“酷儿研究小组”正式注册为校立学生社团“彩虹社”。因其社名与标志均引自“同志平权运动”的标志“彩虹旗”，而被国内外媒体视为“国内首家同性恋学生社团”。作为指导老师的女性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与她的学生们，猝不及防中被推到“风口浪尖”。李银河(blog)在博客上发文称“他们在创造历史”，无疑“火上浇油”。
“我是同性恋”
“今天从广州一位记者那里得知，全国第一个同性恋社团在中山大学正式成立并成功注册。这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历史的进步。他们在创造历史。他们的举动意义重大。目前，应当尊重少数族群而不是歧视他们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共识，也是知识界的共识。中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变得更加美好。——李银河”
《新民周刊》：这两天中山大学中文系总机被打爆了吧？这么多媒体要寻找艾晓明，大家都问您什么呢？
艾晓明：问题几乎集中在“彩虹社成员是否全是‘同志’”上，我对这个预设喜忧参半。我想任何一个学生社团，在性的身份上都应该是多元的。彩虹社不言而喻，当然有“同志”同学，但绝对不会说你不是这种身份就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究竟谁是谁不是？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大家想搞清楚这一点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新民周刊》：您对这个社团的成立怎么看？
艾晓明：彩虹社的成立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南方一个国家部属的重点大学，对性少数同学开放了一个社团，即性少数同学可以组织自己的社团，提出自己的主张，举办各种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新民周刊》：既然这是彩虹社成立的意义之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不断澄清它不是同性恋组织？
艾晓明：“同志”议题依然敏感。一方面是它挑战了性别偏见和歧视，另一方面它有风险，包括学校相关部门，都要承受某种程度歧视的压力。当学校变成媒体的关注焦点，可能会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我觉得无论怎样，校方有责任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举措。但是把这个社团就说成是同性恋组织，又简单化了，它确实有非“同志”的成员。然而我也不想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用解释来降低它的敏感性？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降低了这个组织的挑战性。昨天有人问我打算怎么回应，我说准备写一篇文章，叫做《艾晓明：我是同性恋，我自豪》。
李银河：艾晓明不是同性恋，我知道她不是。(大笑)
《新民周刊》：既然艾老师不是同性恋，为什么要选择“出柜”？
艾晓明：我是作为一个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的负责人、一个性别研究的学者来说话。当初艾滋病在南非受歧视时，一名妇女暴露身份而被打死了。那些反歧视的团体成员做了一件文化衫，背后是这名妇女的头像，正面写着：I＇m HIV Positive(我是HIV阳性)。那个意思很明确：我们都是。
《新民周刊》：你们预先对压力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艾晓明：没有，我们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一下子把同学们推到媒体前沿，让他们去面对这些问题。有同学告诉我昨天电视上拍到的彩虹社同学长得像他，播出后就有人跑到教室来探头探脑。我觉得媒体的动机可能是好的，它考虑的也许是公众关心这个问题，但确实让我们这个年轻的社团承受了比较多的压力。将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公司招聘时会问是不是参加过彩虹社。如果回答是，就可能遭到拒绝。这个社会准备好了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给予他们各方面的呼应和精神上的支持了吗？大家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却一个劲地要搞清楚这个社团的参与者的身份，我非常担心。
《新民周刊》：李银河老师，10月29日您在自己的博客上祝贺全国第一个同性恋社团的成立，现在是不是有点失望？
李银河：原来它是一个关注同性恋议题、反歧视的社团，这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彩虹社起了这个名字，让我原来以为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社团。我此前听说北大的同性恋者也在申请成立社团，但是并没有得到批准，还以为中大走前了一步。这真是让人稍感失望。
《新民周刊》：彩虹社这种性质的社团在高校多吗？
李银河：我还没有听说过。我们现在对同性恋的歧视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尽量不让它们进入社会视野。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项目和小组，比如我现在参加的北大法学院和加拿大合作的反歧视项目，我做的部分就是反同性恋歧视，但是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社团以反同性恋歧视为主旨。彩虹社在这方面是第一个。
《新民周刊》：北大曾经举办“首届同性恋电影节”，虽然影展作为严肃的艺术交流活动得到校团委批准，但在消息被瞬间放大后，电影节仍然匆匆落下帷幕，没有了“第二届”。如今彩虹社突然成为关注焦点，会不会“重蹈覆辙”？
艾晓明：“同性恋社团”这个关注焦点骤然出现，让本来不敏感的团体变成了一个敏感团体。在同性恋歧视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把这样一个弱小的团体推到冲突的前沿，如果这个团体不够强硬，它可能就会被淹没。如果它带来了大量负面影响，将来学生管理部门对这类社团的审批将会更严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