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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家表示，“恶搞”、“无厘头”之风，导致权威被解构、庄严被嘲弄，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消解，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历史观产生消极影响
“姚明”被抢注成卫生巾商标，“雷锋像”成避孕套包装，一个自称“国学辣妹”的年轻女子在孔庙内大摆热辣造型，声称要“勾引孔子”——这是最近三个典型的“恶搞”案例。有人哈哈一笑，有人津津乐道，更多的人义愤填膺，而“恶搞”者又狂赚了一回“眼球”。
近年来，从电视、图书到网络、手机短信，所谓的“恶搞”、“无厘头”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恶搞”红色经典的趋势。一些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恶搞”、“无厘头”之风，导致权威被解构、庄严被嘲弄，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消解，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历史观产生消极影响。有关部门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恶搞”、“无厘头”之风蔓延的同时，更要反思此风产生、盛行的土壤，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的文化舆论大环境。
将低俗当通俗炒无聊为时尚
2005年，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无极》被一个叫胡戈的年轻人改头换面，弄出个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来，陈凯歌郁闷异常，胡戈却赢得大名鼎鼎，中国人也因此领略了“恶搞”二字。
其实“恶搞”早已在我们身边泛滥。电视剧、图书中，《天仙配》拍成了武打戏，孝子董永成了武林高手。“大话”、“水煮”、“麻辣”乃至现在“情蒸”四大名著的图书屡屡出现，诸如《三国痣》《嘻游记》《水煮三国》《王熙凤执掌红楼36招》等等，原著中的故事早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红脸的关公，缘自好色害羞；孙悟空偷吃“伟哥”引发一系列尴尬；“桃园结义”三兄弟化身营销高手；贾宝玉竟成了“文革”中的造反派；甚至唐僧也卷入“三角恋”，观音和唐僧接吻拥抱……
“恶搞”几乎无处不在，就连伴随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格林童话》也未能幸免：今年7月份前后，海内外各大中文网站刮起了所谓“原版格林童话”的恶风，“集凶杀欺骗之大成的原版格林童话”、“原版格林童话鲜血淋淋充满凶杀欺骗和性暗示”的字样让人触目惊心。所谓“原版”白雪公主、睡美人等故事，尽失原来人们所感受的真、善、美：白雪公主居然跟自己的父王乱伦，由此招来生母的刻骨嫉恨，对方才欲对她下毒手；“睡美人”中那位勇敢、仁爱的王子，变成了有恋尸癖者……
在恶搞者眼中，童话算什么？名人照片、古典诗词、经典著作，恶搞的对象无所不包。更有甚者，用讽刺、戏谑、调侃的方式肆意亵渎红色经典。这股恶搞之风，已经远远超出了轻松与娱乐的范畴。从“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到“恶搞”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
相对“恶搞”而言，“无厘头”则因周星驰的电影而更早为青少年所熟悉，一些台词甚至作为口头禅被广泛引用，国内一些影视剧更将“无厘头”奉为圭臬，弃周星驰电影之实质，光学了点“搞笑”的皮毛，一时间，“戏说”成风，把低俗当通俗，炒无聊为时尚。
“恶搞”搞掉了什么
“无厘头”的意思，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有人说是广东的一种用语，有人说是搞笑，最好能出其不意地搞得人发笑。“恶搞”则有人考证源于日本话“KUSO”，最初是由日本传入台湾，再经网络传到香港，继而扩散至内地。恶搞一族利用PhotoShop等技术，借助于网络的自由传播性和民众参与性，以无厘头、戏仿等手段创作出一些搞笑故事或恶作剧行为在网上传播。
学者指出，近年来，从电视剧的“戏说历史”、图书的“名著换脸”到网络、手机短信的段子、视频、网络文章等，“恶搞”、“无厘头”之风呈泛滥之势，使历史真理、社会信念和优秀文化传统遭受践踏。尤其是一些红色经典遭到“恶搞”，许多为人们所熟知景仰的历史英雄人物，千千万万青年的精神偶像被一再丑化调侃，传统、主流的文化被推向浅薄和粗鄙。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黄凯锋说，“恶搞”、“无厘头”现象的背后，包含着拆解中心、拒绝规律与逻辑、游戏化和无主体化的倾向，对真善美持一种调侃和嘲弄的立场，以搞笑的方式掩盖对严肃问题的思考。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一种“什么都行”的态度。轻视、抹煞、曲解、调侃、讥笑历史人物见怪不怪；任意裁剪、主观臆测、割断历史司空见惯；取其一点，攻其一点，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也屡见不鲜。总之，历史真理、社会信念、优秀文化传统在这个空间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久而久之，人们对历史、祖先、对前人的敬仰与敬畏之心也就随之失去存在的根基，优秀文化传统的绵延发展也就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恶搞”之风何以盛行
“恶搞”、“无厘头”之风为何一时盛行？专家指出，一方面是有些年轻人希望通过“恶搞”、“无厘头”获得快乐、释放压力，或者藉此出名；出版商、电视剧制作者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将经典玷污、损毁成粗糙的砖石瓦砾；另一方面，价值观多元化，高雅文化缺位，理想信念教育苍白无力；另外，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官员腐败问题也导致主流文化引导失效，政府声音被一定程度边缘化，权威、经典遭到蔑视。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说，“恶搞”、“无厘头”从本质上看，其实是一种对传统的解构、颠覆甚至反叛，在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出现并非偶然，也可看出现在一些年轻人活得很累，需要这些来宣泄不良情绪，开怀大笑，释放压力，有其合理之处。“恶搞”能成为一种现象，有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网络给了人们一个成本不是很高的表达空间。
记者采访的不少年轻人表示，“恶搞”、“无厘头”很有趣，经常上网去寻开心，“人嘛，干嘛活得那么累？”但也有年轻人认为，“恶搞”、“无厘头”不能太过分，有些神圣的人物是不能被“恶搞”的。很多人还反对带有商业色彩的“恶搞”，斥为“无聊”——但实际上，从“恶搞”、“无厘头”之风盛行的趋势来看，纯粹娱乐的成分正在降低，商业因素逐渐增加，一些人希望靠“恶搞”来满足名利欲望。恶搞者的成本几近为零，他们还有什么不敢胡来？
上海虹口区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志远认为，“恶搞”“无厘头”其实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社会文化引领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说，社会文化引导包括舆论引导、政策规定的引导、社会骨干的行为引导，三个引导应该同步。但实际情况是，三个引导都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社会骨干的行为引导与舆论引导差异很大。这些年来，一些腐败高官先后落马，而且腐败案还出现“大面积塌方”现象，即一件腐败案牵出一窝贪官，这些官员出事前大谈理想信念，出事后被发现原来个个“五毒俱全”。这样的“两面人”现象给老百姓的信念打击很大，他们会认为说的与做的不一致。此外，出台的一些政策规定非常受群众欢迎，但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也让老百姓的期望落空，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这样一种心态：随你去吧。这种心态是很危险的。
治理“恶搞”须疏堵结合
近年来，有关部门对“恶搞”、“无厘头”的现象进行了一些治理，像计划制订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对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进行“围剿”；又如对“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的限制等。但学者建议，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在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恶搞”、“无厘头”之风蔓延的同时，要反思“恶搞”、“无厘头”之风产生、盛行的土壤，对症下药，“疏”“堵”结合，为主流价值观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在勇博士说，“恶搞”、“无厘头”是复杂多元的舆论环境中的一种现象，产生新兴的话语方式并不可怕，但搅乱了正常的道德规范，则需要警惕。真正需要我们盘整和矫正的是社会的舆论大环境。如何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健康、绿色的舆论环境，这才是全社会尤其是学校、传媒及文化产业的工作者与管理者们应该加以思索的问题。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黄凯锋认为，“恶搞”、“无厘头”对青少年价值观尤其是历史观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目前，很有必要在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进行历史观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历史感和责任意识，历史意识其实就是现代意识，缺乏历史感的一代难以开创伟大的事业。
黄凯锋说，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主张历史只是一种“叙事”、甚至不过只是一种“发明”，这是近年来对我国学术界影响甚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张。针对这种主张，我们有必要正面回答什么是真实客观的历史，并联系具体事件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提出，广大青年学生几乎都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结论，但现实文化生活的教育却不同程度地动摇着这个结论，有必要通过党史编撰和通史写作来贯彻这一价值立场：英雄和圣贤是应该承认的，但不可能完全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主体是人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离开人民的选择谈论“历史的选择”，就容易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过程；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谈论“人民的选择”，也容易把“人民”变成一个抽象观念，甚至变成一件掩藏着特殊群体一己私利的漂亮外套，刘少奇在最艰苦时刻所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语，既概括了一个历史真理，也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自己崇高事业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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